①日军降机抵达芷江机场，降使坐上插着白旗的车队被宪兵带走。
②今井武夫在新六军士兵押解下，前往受降典礼会场。
③抗战胜利“芷江受降”日方投降代表席。(均资料图片)
回到70年前的烽火岁月：其实早在9月2日之前，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代表就来到中国湘西大山里的一座小城--芷江，向中国军队乞降。
胜利日前夕，记者走进了芷江，探寻70年前“日落芷江”的真相。
芷江，古称沅州，为一湘西小县。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响之时，此地不过区区2万人口。
但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可小觑：芷江地处云贵高原东缘、武陵山南麓及雪峰山西脉之间，□水河自西向东蜿蜒全境，至黔城汇入沅水，是古代由湘入黔的水上要道。
更重要的是，自明清起，从京都发往贵州等西南各省的命令，必经由芷江穿城而过的“官马大道”。芷江虽小，却是“黔滇门户、西楚咽喉”。
1945年4月，中国军队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湘西雪峰山战役”打响。8万多日军分3路扑向这个湘西小镇，妄想踏过芷江、攻克重庆、让中国军民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夜俯首投降。
天降大任于芷江城。汇聚在芷江城里城外的中国军人和百姓，无愧于中华民族；芷江机场上呼啸而起的美中战机，无愧于反法西斯战争英雄的称号！
激战55天，日军完败。
小城芷江，名垂青史。两个月之后，她成为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第一个受降城。
历史选择了“日落芷江”
日本天皇下投降诏书，是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决定的。其时，东京的天空已经是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的天下。虽然美军并没有将日本皇宫作为轰炸目标，但已有炸弹落进皇宫。
日军崩溃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已倒下：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9日凌晨，日本曾希望担任与美英谈判的“中介人”苏联开始对日作战，5500辆坦克在3800多架战机的掩护下，越过大小兴安岭扑向关东军。
这是侵略者绝望的一天。当晚，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意识到如再无视同盟国《波茨坦公告》令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无疑会遭到更为毁灭性的打击。只能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内阁继续商讨至次日凌晨4时达成协议，由日本外务省委托瑞士、瑞典两中立国，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乞降照会》。
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英、苏四国发出《对日乞降照会复文》。
13日上午9时，日本再次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讨论同盟国的《复文》。但参加会议的16人中，只有12人同意接受同盟国的照会，1人弃权，阿南等三人仍坚持再战。
战和难定，天皇不得不于8月14日上午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尽管日本军方当天还令中国派遣军继续作战，但御前会议还是决定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当晚11时，日本外务省给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驻瑞典公使岡本发出急电，委托两中立国公使转致中、美、英、苏四盟国投降电，允诺急电于次日晨7时前送达各国。
8月15日中午12时，东京电台播出了天皇的《终战诏书》。
对这段历史深有研究的军旅作家、线装书局总经理曾凡华告诉记者，国民政府确实在8月15日晨7时正式收到了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该电文为：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施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
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
当天上午，蒋介石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必须遵循的六项投降原则：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
曾凡华说，从这则电文可知，当时蒋介石对日军受降地点的选择，并非芷江，而是江西玉山。
但两天后，当冈村宁次复电说“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他当天就收到复电：“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为什么又把受降地改为芷江？
曾凡华说，这是当时决策层多重考虑的结果。首先是日军并不甘心放下屠刀。8月15日，冈村宁次在广播中听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还给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去电，认为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仍有百万之众，且连战连胜，要向如此软弱无能之中国军队投降，实在是不应有的事。因此，在仍处于敌占区的玉山受降，受降的安全、顺利难以保证。
不在玉山受降，选择何处为好？南京、上海、广州，同样都在敌占区。
曾凡华说，是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改为芷江的，理由是：芷江已然成为中国西南后方的军事重镇，还是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且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驻守当地；更为重要的是，不久前的“芷江会战”（又称“湘西雪峰山会战”），打得8万日军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是日军的“完败”之地，将芷江定为受降地，即可确保安全，又可煞日军威风！
这个建议得到了重庆高层的一致认同。
没有芷江机场和“芷江之战”，就不会有“芷江受降”。
实乃历史选择了芷江！
不甘雌伏的乞降使者
中国陆军总部立即迁往芷江。
记者在芷江受降仪式的主官、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儿子萧孟麟的回忆录中读到：“整个中国战区的受降策划，便又落在家父肩上了。……日本向外国投降，固然是头一遭；对中国来说，在近代史中，也没有受降的先例可循。唯一的参考，是向美军借来的德国向盟军投降的纪录片；记得还是在重庆国际电影院，于晚场散场后，特别为何应钦将军及少数有关人员放映的。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不管交战国双方仇恨有多深，但对战败国投降代表个人人格，仍然给予充分的尊重。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它可以借鉴的了。”
受降仪式，绝不是战胜国给战争画上个句号这么简单。这受降仪式，既要结束一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血腥的侵略战争，伸张正义，严惩罪犯，又要开启一个和平建设的时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们千方百计收集了海内外有关中国受降的真实史料，已基本上全面还原了70年前的一幕：
8月18日晚，中方再电冈村宁次，决定日降使来芷江的日期及遵守事项：“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内须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情形之飞行员一员），于八月二十一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经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五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十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凌晨二时），届时在六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如云层过低，该日机应在云层下一千英尺，盟机高度则在云层下五百英尺……今井总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安南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
同日，蒋介石下达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处理全国受降十二项任务电。
8月20日，何应钦一行飞抵芷江。从各地赶到芷江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各方面军司令官有：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以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郑洞国、张雪中等。
8月21日上午，晴空万里。
芷江县城大街小巷贴满“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向抗战将士致敬”、“抗战胜利万岁”等标语，县城东门贴上了巨幅对联：“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跨越□水河的龙津大桥两端搭起青松翠柏牌楼，牌楼分别写着“正义大道”和“和平桥梁”，而城南路口的警岗用柏枝搭起五级宝塔。笑容从每一个在芷江的中国人、美国人心里绽放，欢乐像阳光一样洒在每个芷江人的脸上。
而此刻飞往芷江的日军“元力式”MC号降机上，却发生了意外一幕：随员向今井武夫报告“机舱里有一挺机关枪”，这让他大吃一惊，要是让中国军人发现他们带着机枪前去，真不知会惹出多大的麻烦!立即命令从飞机上扔下去，此刻正好飞临洞庭湖上空，一挺92式轻机枪于是落入洞庭湖的碧涛之中。
在常德附近预定空域，3架美军P-51“野马式”战机已在空中等候。按中方指令，日降机机尾系有4公尺长的红布条，以便盟军识别。在“野马式”战机的引领下，降机抵达芷江机场上空。今井武夫从舷窗看去，机场上停着“飞虎队”战机百多架，蔚为壮观，不由得心生恐惧。
11时15分，紧随着一架“野马式”战机着陆，降机也依次着陆。驾驶第一架战机的飞行员周天民打开舱门，激动的人群立即向他投掷鲜花。日机刚刚停稳，就被中美官兵包围，美军不由分说撕下日机尾部的红布条，留作胜利的纪念。
在这架冈村宁次的座机降落在芷江机场前，已经有500多架次的日本军机飞临芷江，它们如死神一般掷下了470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近千人、炸毁房屋3750多栋，哪个芷江人不对日机恨之入骨！
这一天，机场内外人山人海的芷江老百姓亲眼目睹：杀人的日本飞机来向中国投降了！
11时25分，日机开启舱门。今井武夫探身问舱门外挂少校衔的新六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是否可以下机？”陈应庄答道：“把军刀交给宪兵，即可下机！”交出军刀后，今井下机，面带戚容，先向中国国旗敬礼。
这是战败国不得不向战胜国表达的敬意。
中国宪兵检查了他们一行的行李和皮箱后，随即让他们坐上两辆插上白旗的吉普车，前后还各有一辆载有宪兵的吉普。
那年8月23日的《新华日报》，记下此刻今井武夫与一名中国记者的问答。当记者用日语问今井此刻的感受，他突然开口答道：“日本现有陆军三百多万，在华一百多万，如果不是受苏联进攻的影响，日军仍可继续作战。日本政府既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当服从天皇命令。”
言下之意，日本陆军不甘雌伏。
今井武夫是日军资深情报官员，“九一八”事变时，即为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曾任驻北平陆军武官室主任，为日军军事发言人，是“七七”事变的祸首之一，可谓罪恶累累。
宪兵车队将今井武夫一行送至其住宿地，这里原是空军总站的宿舍。两栋木板平房已打扫干净，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不仅有干净的被褥，甚至临时为今井武夫安装了浴缸。
吴建宏说，中方对日本投降使者，实行军事化管理。伙食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饮食标准与中国将士相同，起居饮食按规定的时间进行，以号音为准，既严肃又庄重，不失战胜国风度。
洽降仪式上的较量
70年前的“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仍原样完好地保存着。
记者走进七里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迎面是巍然耸立的四柱三拱门式的芷江受降纪念坊，远看受降纪念坊形同一个“血”字型，象征着四万万同胞投身浴血抗战，其左侧就是当年的受降会场。这是一片黑鱼鳞板双层木结构西式平房，每栋长44.1米、宽8.7米，正面坐西朝东，正中会议室即为受降会场。会场并不大，北侧中墙悬挂孙中山像和“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横联和条幅。会场布置按上下之间长方桌面对面的会场形式摆设，如法庭般严肃简朴。陈设的桌椅均为当年原物，烙有“参加受降典礼纪念”的火印编号。
吴建宏告诉记者，当年会场正前方的空地上，4根旗杆上飘扬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是日下午3时40分，今井一行获准进入受降会场。四人走到桌前，脱帽、立正，向对面的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两位中将和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鞠躬。三位受降将军并未站起，萧毅肃冷冷地说道：“请坐下。”
萧毅肃首先令今井说明身份并出示身份证明书。
今井介绍自己及随行人员身份后说：“本人任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定前准备工作的，没有携带特别身份证明，只有奉命与贵军取得联系的日本军作战命令副本。”随员桥岛芳雄参谋即呈上作战命令副本。
今井此处说“停战协定”而不说“投降协定”，是处心积虑的。行前，他与冈村宁次密谈了一个多小时，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冈村宁次。
萧毅肃接过作战命令副本，随机应变说：“我认为作战命令也可以代替身份证明。根据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给冈村宁次将军的电令，希望提供驻在中国、中国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地区内所有日军陆海空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
今井答：“本项电报已经收到，制成的略图已经带来了。但是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只能尽所知道的情况概要附录在上面。”
日方翻译漏译了今井后面的话“东三省、越南和台湾大概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中方译员王武少校当即严肃指出，日方十分尴尬。
日方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
萧毅肃宣布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给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日方代表。中方译员用中、日、英三种语言朗读原文：“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应自接受备忘录之时起，立即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在中国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内之日军，亦同此规定，并应由冈村宁次负责指挥该项目之投降……”
读毕，今井武夫要求询问，被萧毅肃拒绝：“我看，这不必了吧。”今井只得在《受取证》上签字盖章，然后呈萧毅肃。
萧毅肃告知今井武夫，中方将到南京设立指挥所，及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等地，令日方协助，今井点头称诺。
下午4时50分，日方代表被令退出会场。
如今的芷江老人还记得，就在日本降使步出会场时，东方天空云幕上出现了一道七彩长虹，似乎应和着民众“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了”的心愿和企盼。
吴建宏指出，这场受降仪式，日方代表看似俯首称臣，实质仍很傲慢，长桌上的智斗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仍不甘灭亡的本质。首先是任命今井武夫作为投降专使，其地位偏低，授权有限，甚至没有准备身份证明。今井称，自己的任务是为“停战”来芷江接洽，而不是来签署投降书的，他也没有按中方要求携带投降文件，并以“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为由，拒绝提供详尽材料。这些诡辩和刁难，都受到中方严正驳斥，中方强调日军是投降，并责令其回南京后迅速与驻中国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取得联系，速向中国政府投降。
当晚，何应钦将洽降情况电告重庆。
次日，蒋介石复电如下：“即到，芷江，密。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条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中正。”
原定在芷江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就这样最后改为南京。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
8月22日全天和23日上午，在日方降使住宿地，双方又多次会商了中方受降的条款。日方先后收到中方1号至4号总共4份“一律视同命令”的《备忘录》。
23日下午1时20分，今井一行乘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来到中国陆军总部接受何应钦的召见。
未带佩刀的今井，脱帽进入室内，先向何应钦行鞠躬礼。
何应钦问清降使收到《备忘录》的情况，令他转告冈村宁次必须切实照办，并告知3天后就将空运中国军队前往南京，准备在南京的签字受降仪式。
下午2时35分，今井一行的运输机自芷江机场起飞，当天晚上赶回南京大校坪机场。
中国军队的受降工作全面启动。在《备忘录》中，陆军总部划定了16个受降区域，受降指挥官皆为非共产党部队将领，还明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指定的军队投降。
曾凡华告诉记者，就在日本降使离开芷江的当晚，何应钦在芷江举行了招待中外记者的鸡尾酒会。席间，有记者问何应钦：“为什么在受降主官分配表中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将领，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受降区域？”
何应钦的笑容顿时消失，反问道：“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
蒋介石以合法政府的名义，垄断受降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和抵制。早在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就向其所辖部队下达了“各地共产党军队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则坚决予以消灭”的命令。8月13日、16日，朱德、彭德怀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要求八路军“原地驻防”的命令，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敌、伪军队，由解放区的军队受降，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受降”的公正办法。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桃子该由谁摘》的报告，批评蒋介石这是要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曾凡华说，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坚决的进攻，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收复县以上城市197座，毙、伤、俘日伪军277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解放人口1870余万。
前后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是四万万同胞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胜利。历史证实，人民的胜利既不能垄断，也不可剥夺。
文汇报记者 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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