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方李邦琴在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式上发言。
②位于旧金山市唐人街的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③中山舰模型是方李邦琴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摄
④刘磊收藏的日本军刀超过200把。（除署名外，均文汇报资料照片）
方李邦琴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照片：在一辆卡车的带领下，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游行队伍，被“保卫钓鱼岛”的横幅和旗帜覆盖着，正向着镜头走来。在最前方的指挥车上，一个身穿黑衣、高举标语的女子格外显眼——即使隔着悠久的岁月和模糊的像素，你依然能够从这张秀丽的面容上，看到女子沉着、坚毅的神情。
这张照片摄于1996年9月23日，当时，共计2万多名华人参与了这场旧金山保钓游行，正中的那名女子便是方李邦琴本人。她是美国泛亚集团董事长、传奇的华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如今又多了一个头衔：海外第一座华人抗战纪念馆的捐赠者。
当记者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圣马特奥见到方李邦琴时，她正坐在书桌前办公。老人高挑纤瘦，满头乌发，挽成一丝不苟的发髻。见到记者来访，她款款起身相迎，言笑之间，尽是积淀了半个多世纪的优雅和从容。方太太说，自己的大半生，都在对祖国遥遥相望的怀念中度过：“我今年80岁了，世间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掩饰真情。只要祖籍国需要我，我永远会站在第一线。”
作为亲历抗日战争的当事人，她见证过自己的民族被强敌侵略，承受过战争所致的丧亲之痛，并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期。70年过去了，方李邦琴在旧金山建立华人抗战纪念馆的初衷，便是要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铭记，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和平的珍视”。
纪念馆位于旧金山市的唐人街，楼是方李邦琴捐赠的，做事的人来自当地的华人社团，资金和展品由北美的华人所捐。若非亲眼见证，你很难想象，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华人纪念抗战胜利的热情竟然如此高涨。没有什么比眼前的事实更让人坚信，时间没有将那段历史尘封，它依然影响着当下，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后裔都与之相关。
要展出“痛苦中抗争”的精神
“在美国的55年，如果有什么不甘的话，就是没能继续深造。我在学校里是高材生、领袖人物，本来是要去念华盛顿大学的。结果刚到这里，就连着生了三个儿子，深造的机会，也只能无奈放弃。”
这是方李邦琴说的。1960年，台湾留学之风正盛，她和丈夫追随大流，来到美国，落脚于旧金山。
结果，刚到美国后不久，接连出生的三个儿子打乱了她的求学计划。孩子诞生之后好几年，方李邦琴就像一个拥有无穷能量的母亲：“喂奶三个一起喂，洗澡三个一起洗，洗完后让他们伸出手脚来，一口气要剪60个指甲。”
后来丈夫病重，方李邦琴在照顾幼子之外，还要赚钱养家，最多时一人同时兼着三份工。就这样，她的事业渐渐做大，尤其在收购了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家族旗下的报纸后，方李邦琴被视为在美白手起家的华人企业家传奇。
位于旧金山市唐人街的那栋小楼，是她年轻时孤身打拼的见证。决定将它捐赠出来作为纪念馆的那天，方李邦琴回去看：“想到我住在这里的日子，心里很难过。方家就是在这里发迹的，它承载了我多少回忆啊。”
工人们对她说：“方太太，这里马上要拆了，有什么东西你要拿回去的吗？”
她什么都想要。桌上的老式订书机，她拿来看着，爱不释手：“这个东西好好的，我带回去。”窗台上一丛花开得正艳，她一手抱起花盆：“这个花我也带回去。”然而诸如此类的零碎小物件，她是搬也搬不完的。最终，这栋小楼里的种种家什摆设，还是被一一拆除了。
虽然有些不舍，但方李邦琴觉得这件事非干不可，“二战时，由于德国迫害，共有六百万犹太人死亡。70年后，他们在海外建立了167座纪念馆，让全世界人都记得那段历史。同样是在二战中，伤亡的中国同胞达3500万之多，至今却连一座海外的纪念馆都没有。”
她不想把这座纪念馆建在偏远的郊区，因为舟车劳顿会阻碍许多人前往参观。纪念馆所在的中国城唐人街是旧金山市的著名景点，面前的马路是一条长长的斜坡，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到这里游览。方李邦琴希望，“每个游客经过这栋小楼的时候，就会停一停，抬头看一看”。
在纪念馆内展出的中山舰模型，是她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这艘军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船厂订购的，1913年竣工返国时，清政府已亡。它被编入北洋水师，投身革命、参与护法、东征平叛，立下赫赫战功。1938年，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艘仅88米长、排水量仅880吨的军舰几乎抱着必死的决心，“视死如归”地启航赴武汉大会战，结果遭遇14架敌机轮番攻击，舰尾等要害部分中弹，沉没于洪涛之中。
在一部关于中山舰的纪录片中，方李邦琴看到了军舰沉没的最后一刻：所有将领和士兵站在甲板上，无声地敬礼，直到江水将他们的身姿完全吞没。“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啊。”她说，“这种无言的悲痛胜过一切。”
不为痛苦所屈服的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度过苦厄的内在动力。纪念馆里展出的，就是中国人在14年抗战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纪念馆的意义，绝不在于告诉别人我们有多可怜，而是在于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有着这样伟大的精神；同时，也为了告诉所有的同胞，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民族的尊严。”
《黄河大合唱》在湾区响起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假装自己和抗战无关，因为这是全民族的抗日。在那个年代，军队、老百姓、工人、学生……所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抗战幸存者的后裔。”
说话的人是魏宏利，1969年来到美国留学、定居，他与方李邦琴的交情已经有三十年之久。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这一批华侨就隔着大海，遥遥响应着祖国的召唤。那时，中美尚未恢复建交，海外华侨数量、力量都极为有限，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旧金山的华人社团依然生存了下来，且数量、规模都在不断扩大。
华人社团的成长动力源于爱国。他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爱国，是从登上出国的飞机那一刻开始的。”在海外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成为这群华侨自觉担负的职责。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旧金山华人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也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心。“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富裕，多少也出现了一些浮夸之风。因此，我们希望严肃地庆祝这个日子，借此唤醒同胞们居安思危的意识。”魏宏利说。
如方李邦琴那样，这个70岁的老人总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告诉年轻人：“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回忆过往的苦难有什么意义？我想，应该用中国的一句话去回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若将时光倒转至1937年12月8日，彼时，因南京危急，国民党将原本驻守镇江东南部的军队调至南京近郊龙潭。日军抵达镇江城墙下后，花了一个小时便完成扫荡，在城头升起了太阳旗。镇江沦陷后，惨烈的“镇江大屠杀”发生了，仅十日间，便有万余名百姓遭到屠杀。
相比5天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这场发生在镇江的屠杀鲜为人知。当时，镇江企业家张怿伯遣散员工，独自留守，用墨笔小楷将目睹的惨案一一记录，由此便有了珍贵的史料《镇江沦陷记》。
随后几十年，世事更迭，张氏后人历经战争、逃亡、政治运动，由张怿伯自费出版的4000余部《镇江沦陷记》，后来几乎流失殆尽。直到文革后，残留的手稿才重见天日，并被公开竞拍，有日商以高于开价10倍的竞拍价，想将手稿拍走销毁，幸好被宋任穷的儿子宋金波以更高的价格拍了下来。如今，《镇江沦陷记》被收藏于镇江博物馆。
张怿伯已经离开人世半个多世纪了，坐在面前讲这个故事的，是他的孙女张宁远。张宁远是旧金山抗战纪念活动中“黄河大合唱”音乐剧的总导演：“从我小的时候，长辈就一直跟我讲述爷爷的故事。当年日寇侵城，杀害了我的舅舅，把他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不准亲人吊唁守尸。我的爷爷抵受住巨大的压力，留在城中，将亲眼看见的罪行一一记录。先辈身上流着民族热血，作为他们的后代，我将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如张宁远所说，烈士们奉献生命，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和平的时代，享受着这份宝贵遗产的我们，依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当我在思考纪念抗战的时候，‘黄河大合唱’的念头就这样自然地浮现出来。它的内容很丰富，既有抗争、控诉，也有柔美的‘黄河谣’，这场经典的音乐剧完整地表现了中国在抗战中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希望借它去告诉世人这段历史，因为艺术是超越种族差异、文化隔阂的最好载体。”张宁远说。
在这一年中，她和当地的华人一起，倾尽全力、不计成本地投入到合唱的排练中。他们请来当地赫赫有名的硅谷交响乐团作为伴奏，以及世界知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和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作为主唱，将近300名合唱团成员，均是来自加州各地的华人。《黄河大合唱》的组织者之一张逸平告诉记者，有不少人是坐飞机过来排练的，即使在湾区本地，也有人要开三四个小时车才能赶来参加排练。排练每至深夜，大家就一笼一笼地蒸包子吃，却从来没有人因此抱怨过。
“每个人都很珍视这次机会，因为于我们而言，这也是一次自我教育的过程。”张宁远说。
“中国没有侵略的基因，但有无法打倒的意志”
“每一个中国人，想到抗战这段历史都会热血沸腾，会想要为此投入自己的力量。做任何纪念活动，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我虽然并不富有，但倘若做事的人缺乏金钱上的支持，我都是非常乐意提供帮助的。”
她叫臧吕建林，上世纪60年代末来到美国。出生于上海的她，至今还能说一口地道的、脆生生的上海话。在定居美国之前，臧吕建林曾在日本待过10年之久。这段旅日经历，让她对日本的民族性有了诸多思考和感悟：“美国人常常想不通，这样一个有礼貌的民族，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其实，这个民族的特性是双面的，他们的礼貌和团结的反面，是冷血与排外。”
也正因为此，臧吕建林从20年前开始，就倾力支持华人的纪念抗战活动。“绝不能忘记历史，因为我们不能失去警惕。”她不愿意透露自己究竟提供了多少数额的资金支持，这个低调的支持者甚至很少现身，“我这么做，是希望能够促成更多人参与到华人爱国的活动中来。这些年，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我觉得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在筹建博物馆的过程中，方李邦琴也有相似的感悟。她发起“一人一元”的筹款活动，很快，来自北美各地的汇款雪片一般飞来。有人寄来2美元，说这笔钱代表他和太太的心意，方李邦琴让秘书回一个收条，结果被秘书告知邮票就要花掉50美分，加上信封，捐款就所剩无几。还有一个身在加拿大的侨胞，看到活动后寄来50加元，方李邦琴的秘书去银行存款时发现，手续费就要花掉45元……
她回忆着这些往事，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你看我们是多么辛苦，可这些回忆是多么可爱。”
方李邦琴的孙子今年18岁了，也参与了抗战纪念馆的开幕仪式。8月15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旧金山市警察局的协调下，门口的一条长街被临时封了起来，现场邀请了二十来个年近百岁的飞虎队老兵，并由穿着童子军装的年轻人为他们戴上徽章。当天，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中，还有14名日本记者。长久以来，被西方人忽略的东方战场的历史、中国人的牺牲和贡献，在此时此刻，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从小在美国出生的孙子而言，抗战是一件遥远而模糊的往事。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他接受的又是正统的美式教育，几乎不会说中文，但年轻人知道奶奶在做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方李邦琴一直推崇美式的“放养教育”，主张最大限度地给予孩子自由空间，因此从未刻意给孩子灌输过什么。但每当孙子表现出对中国的兴趣，方李邦琴仍然会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传承。”她说。下一步的努力，就是在美国的历史课本中加入“东方战场”的历史篇幅。她是从烈士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她目睹过战争的残酷：2岁时抗战爆发，5岁时3个哥哥响应号召从军，大哥因此在战场上殉难。她也感受过胜利的荣耀，她的另一个哥哥加入了中国空军，战后荣获飞虎队的奖章，他带回来的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荣誉，还有丢失了一个世纪的民族尊严。
“中国没有侵略的基因，但有无法打倒的意志。不忘却硝烟的时代，是为了珍视当下的和平。”方李邦琴说。身为“飞虎队”队员的家属，她向位于桂林的飞虎队遗址公园捐赠了一架二战时的运输机。这架运输机将在澳洲组装完成，重新飞越二战时的“驼峰航线”后，抵达中国，80岁的方李邦琴，也将参与到这场穿越历史的航行中。
她自视为那个时代的传承者：“我们这一代走的是烈士之路，为的是下一代能走上追求幸福之路。”70年前，3500万伤亡的同胞决定了民族的今天，而中华民族的明天，又将取决于今天的我们。
刘磊：在军刀中拾捡历史
刘磊皮肤黝黑、相貌朴实，乍看之下，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也确实是工人出身，2001年，刘磊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因为两次展览，他的另一个身份突然闻名海内外。此时人们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汽修厂老板，却是二战中日本军刀的顶级私人收藏家。
从1994年起，刘磊就开始收集日本军刀。20年来，他收藏的军刀超过200把，其中包括日本帝国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的佩刀，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甚至超过博物馆。
刘磊出现时，身穿一件印有“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的T恤衫。他说，自己收藏品其实远不止日本军刀，还包括大量的抗日文物和史料。去年9月18日，他在旧金山东湾的小城弗利蒙的修车厂房内，举办了首次军刀展；今年6月，应美国国会众议员麦克·本田的邀请，这批珍贵的抗战文物在美国国会进行了展出。上周，他在旧金山举办了一次更大型的展览，并希望“通过这些珍贵的实物和史料，让西方更多地了解这段几乎被埋没的抗战历史”。
3个月工资买下第一把军刀
很小的时候，刘磊就听外婆说起过抗日战争。那时，所有的细节存在于言语之中，距离他似乎很遥远。“我出生的时候，抗战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老人常说些往事，日本人是怎么来的，祖上又是怎么抗战的，说着说着，我便对此有了兴趣。没有想到，未来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刘磊说。
他的第一把军刀来自济南。在逛古董市场时，刘磊听人说，前两天从井里捞起来一把日本军刀，可能是打完仗后被扔进去的。他立即去找了卖家，花了1400元人民币买入，后来去山东博物馆鉴定时，对方说是真刀。从那以后，刘磊便走上了收藏之路。
“1400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3个月的工资。所以要买下来，还是要咬咬牙的。”他说，然而现在看来，这个价格早已不算什么了，“现在买到的刀，几万美金算是少的了。”
级别最高的军刀来自于日本帝国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是他4年前花了将近6万美金购入的。根据史料，这把军刀是二战时，美国士兵从山本五十六家中搜出的。当时，刘磊拍下刀的照片，将其发给日本的军刀研究组织，待对方鉴定过真伪后，他立即掏钱将它买了下来。
在军刀领域，刘磊既是顶级的收藏家，也是鉴定家。对于自己收藏的每一把军刀的来历，他都会进行详细的考证：它是由谁制造，由谁使用，在什么年间投入战争，又因什么机缘辗转到海外……这些史料积累得多了，他便干脆成立了海外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专门找人进行翻译存档。
刘磊觉得，真实的史料是对日谴责和索赔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他说：“现在的市面上，假刀横行。真正的日本军刀是朴素的，没有什么图案，最多只有一个制作者的名字。可现在有些假刀上都刻着使用者的名字，什么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这些假刀就是假证物，根本站不住脚，也容易落人口实。因此我总是呼吁，我们一定要拿出货真价实的史料，让日本人哑口无言。”
军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控制
尽管二战发生时，冷兵器时代已过，但日本军刀仍然是这场战争的关键证物。“军刀代表的不仅是杀戮，还是一种精神控制。”刘磊说，日本军人将军刀视为大和魂的体现，即使飞行员都会佩带一把，“我们应当多去研究这种精神控制是如何达成的，这对于警惕法西斯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很有意义的。”
从军刀，到佩带军刀的人，刘磊的收藏和研究不断深入。现在，他收藏了200多本日本对华作战笔记，记录者都是这些军刀的主人。其中有一篇让他印象特别深刻，是个日本的普通士兵，“九·一八”事变后他来到东北战场，后来因受伤回到日本疗养。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又再次来到了中国，并参与了长沙会战。刘磊说，他几乎是流着泪看完这些日记的：“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能够让一个人变成恶魔，让一个有爹有妈的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杀戮同类？”
这些史料还记载了许多有趣的、被人遗忘的史实。当年，中国无法自主制造汽油，惟有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境内。因此，美国援华的空军“飞虎队”常常连汽油都加不上。为了省汽油，有些飞机是由老百姓合力扛到附近的山头，再借着风势起飞的。“这简直是‘抗日神剧’中都想不到的方法。”刘磊感慨地说。
20年来，这段收藏的经历，也使刘磊本人发生了变化。“年轻的时候我热血，可以说是一个愤青。后来，从那么多史料中，我发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因此希望长久地维护这种和平，保留好二战的胜利果实。”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成立了海外抗日战争史料研究会，并一次一次地进行巡回展览。今年6月，在华盛顿国会举办展览时，许多华人都闻讯而来，边看展览边流泪。也有来看展的美国人表示，原来侵华战争使中国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是他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历史……
刘磊本人也因为自己的理想承受了许多压力：“曾有人打电话来骂我，说我是军国主义者。第一次办展览时，还有日本人威胁要起诉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展览，把属于日本的国宝还给他们。面对种种威胁，我的态度始终不变，我不是什么反日愤青，我也不宣扬军国主义，我是个和平爱好者，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宣扬中国的抗日精神。”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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