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半，笔者孩子所在小学班级的家长群，收到了学校向教师和家长们传达的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六条禁令”，同时还附上了举报电话。想到两个月前，笔者为准备孩子“小升初”而了解到各类“小五班”的供不应求，尤其是看着即将升读五年级的儿子，烈日炎炎奔波于“语文名师班”和“奥数班”的身影，对于这“六条禁令”，笔者和群里其他家长一样，只能沉默以对。

家教补习，如此大的需求来自何方呢？

家教补习：东亚流行的“影子教育”

家教补习，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影子教育”，即伴生于学校教育，并随学校教育的规模和发展而变化。

“影子教育”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尤其以东亚地区为最。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很多城市，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象可以用“盛行”来形容。

韩国可以算是“影子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早在2006年，韩国课外辅导的家庭支出总额就高达2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8%，相当于政府的公共中小学教育开支。韩国政府多次严厉禁止课外补习无效后，索性在2004年明确将辅助性补习课程纳入主流学校教育体系。

我国的香港地区补习行业也规模巨大，补习文化颇具特色。与大陆地区不同的是，香港的补习行业自成体系，补习导师一般是自主创业或社会招聘，且颇具明星气质。香港社会的补习文化也很具商业化特色，大型补习社的宣传和运作非常商业化和娱乐化。在香港狭窄街道飞驰而过的双层巴士上，或繁华地段商业大楼外墙上，时不时能看到西装或礼服打扮的补习“天王”、“天后”们的巨幅靓照广告，以及各大补习社的联系信息。

笔者曾于2011-2013年参与香港大学一项关于香港中学生参与补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对1624名香港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53.8%的九年级学生和71.8%的十二年级学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参加过补习。参加补习的学生表示，这些补习“天王”和“天后”提供的考试技巧非常有用，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学业自信心，而且补习导师在教学的启发性、知识性和互动性上，更胜于学校教师；学校教师则更像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导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学校教育体系的各项改革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减轻学生负担和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应试教育”受到严厉批判。课外补习市场应运而生，接手了教育的“应试”功能，满足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也成就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巨大收益。

课外补习市场的规模、特点以及公众和政府的态度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它会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和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台湾为例，课外家教补习班的大规模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提供者主要是中小学在职教师，补习班的兴起和在职教师兼职补习导师的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被认为扭曲了学校正常教学和败坏了师道尊严。

我国台湾地区课外补习市场的大规模发展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十余年。经过教育行政部门对校外补习班、在校教师参与课外补习、学校内补习辅导的规范立法和严格执法，加上正规学校体制内配套的各项改革（例如增加学校教师工资，改革中小学课程教材及教法等），由学校在职教师经营的小型补习班逐渐隐藏和凋零，而市场上由非教职人员开办和经营的补习班则逐渐增多，有的还形成大型连锁店，为学生提供校外补习服务。以台北为例，台北火车站附近中心繁华地段的南阳街和南昌街，当时全部被补习社占有。有的补习社开班时，报名的学生和家长“长龙”队伍一直排到街角拐弯处，有的甚至需要凌晨去占位才能报上名，场面非常壮观，很类似上海某些民办初中“小五班”的报名盛况。

为了解台湾补习行业的发展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笔者于2012年在台北市实地调研，访谈了两所中学的八位教师和一名课外补习机构所有人，为亲身感受台湾补习业最繁荣期的盛况，笔者还实地走访了赫赫有名的台北“补习街”。时隔二十多年，台北市的补习业已没有鼎盛时的辉煌，不少商铺也转让给大排档，但到处林立的补习社仍旧是“补习街”的主体。街道两边高楼外墙，贴满了各补习社的名称和口号标语，补习社玻璃门上密密麻麻的“状元榜”，依旧颇为壮观。

那么，为何这些地区对课外补习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呢？这背后有哪些经济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以及教育本身的因素呢？经济因素：经济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使家庭有财力为孩子支付额外的教育费用；家教和补习带来的巨大利润也催生家教供应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因素：独生子女或少子化的家庭模式使家庭资源可以集中于一个孩子；社会流动性增强，祖辈无法或不愿照顾孙辈，工作繁忙的父母把孩子去课外补习机构看作是履行家庭照顾和教养责任的延伸；

文化传统因素：在儒家文化体系，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整个社会重视教育，教育竞争激烈；大众化学校教育虽已推行过百年，但传统的科举考试模式仍旧影响公众的教育选择行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投入都旨在为（国家）学校教育的目标服务。

教育因素：高利害的考试制度催生以应试为导向的学校教育；公众对公立学校体系不信任不满意，同时令人满意的私立学校体制又不存在或数量不够。

“影子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大众化学校教育快速发展的成果，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整个教育体制层面，“影子教育”可能会影响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以家庭为需求方和支付者的家教补习市场，家境优越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并接受更多质量更好的补习教育，从而削弱甚至恶化原有学校教育的公平性。补习教育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教育体制的低效率。

国际经验显示，“影子教育”与主流学校教育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以及公众尤其是家长观念的逐渐改变。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公众和家长的观念又是如何呢？

应试焦虑：家长患上“家教补习强迫症”

如今的家长如同得了“家教补习强迫症”，原本希望留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只是不知不觉间，就将孩子在内的整个家庭卷入“家教补习大军”的行列。内心一直纠结，但带着孩子参加补习的行动却也越来越不敢松懈。

笔者自己从事教育研究，接受过“快乐教育”和自由主义教育的认知理念，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反复强调和同行专家们的循循分析教导下，无论从学理还是感性了解，对于家教和课外补课的实际效果都有诸多疑问，对于孩子的辛苦和疲劳也心生疼惜，但在孩子进入小学尤其是面对“小升初”时，还是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地“出钱出力”陪着孩子在各个补习班和家教间奔波，由“家教补习选择焦虑症”转为“家教补习强迫症”。

实际上，在有孩子的同学朋友圈，只要孩子一上幼儿园，就会不知不觉地患上“强迫症”。

与其他东亚各国和地区类似，我国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参照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包括教育办学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均衡化改革、课程改革、考试评价体制改革等。然而，面对汹涌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教育改革浪潮，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宣传教育均衡化和教育评价多元化的氛围中，家长却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

公立学校教育均衡化后，我的孩子的优势和特点将如何体现？

学校课程教学难度降低后，如何发掘和发展我的孩子可能在某些领域的特长和天赋？

在眼花缭乱的中考、中学会考和高考评价体制改革中，面对各种新名词和不熟悉的测评方式，自身教育经历无可借鉴时，怎样才能用好被赋予的选择权呢？

对于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的禁止学校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六条禁令”，校长、教师和家长的回应都相对平静，他们对类似的政策法规并不陌生。自上世纪末以来，为推进素质教育和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频繁发布相关政策法规，对学校和教师的补课行为严令禁止。

以上海地区为例，尽管公立学校大规模的办班和补课已大幅度减少。但这并没有减少中小学生的学习投入时间，只是，原本由正规学校体系办的课后辅导班，变成校外补习机构的家教和补习班，形成和发展出规模巨大的家教补习市场。

台湾地区仍允许公私立学校内开办课后辅导班，但出于减负和防止学校以此营利，台湾对学校课后辅导班的时间和收费有严格而明确的规范。2004年的《台北市公私立国民中学课后学习辅导实施要点》明确学生“自由申请、自愿参加”，同时对各类课后学习辅导的类别、实施年级和实施时间做了详细的规定。这确实使一些需要补差的学生能得到来自学校的帮助。

然而，台湾庞大补习市场的存在也说明，大部分中学生仍旧借助于或依赖于校外补习班。而且学校财务的规范和透明，也是保障学校课后辅导班不会演变或被划归为“乱收费”的基础。

另外，上述上海各项政策中，教师考核对师德的重申并没有有效限制学校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而是将其由“半公开”推入了“地下”。在家教补习市场尚未规范、没有建立区别与学校教育的自身特色和品牌前，学校教师仍旧是家长眼中最佳的家教老师，名校的名师更是校外补习机构争抢的资源。

对学生和家长而言，由考试和基于择校的教育竞争带来的压力并未就此缓解，甚至因学校教育的不确定和家教市场的鱼龙混杂，压力更大。家教补习反倒成为排解家长焦虑相对有效的通道，课外补习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常态，似乎无可避免。

教师有偿家教：可以接受的教育腐败？

随着在职教师参与补课的禁令屡屡出台，该话题也成了学校间隐而不谈的公开秘密。笔者为完成香港大学“上海与台北市课外补习政策比较研究”，录音访谈了上海两所普通中学的八位教师。其中一位教师出于话题本身的敏感性，在录音访谈时不承认其自身和所在学校存在类似现象。但录音笔关闭后闲聊时，该教师表示本校不少主科教师，都有为学生进行课外家教辅导的行为；而从同校其他教师处，更获知该教师本人也是参与者。可以认为，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有偿家教，在现有学校生态系统内，并非个别现象。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由支配闲暇时间的权利，是受访教师经常提到的原因和理由。而问及是否愿意放弃教师职务转而全职投身于收入可能更高的补习市场，受访教师一般都会以“那样太累了”、“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或“这不太可能”为由，直接或间接表示否定。不少教师希望可以同时兼顾，学校教师职位的稳定性和私人市场补习导师工作的高收益。

对于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一般采取四种应对政策：放任不管，“经批准允许”，“不鼓励”的师德自律，严厉禁止。其中，最常见的是禁止政策，当然，禁止程度稍有差异，有的全面禁止教师从事课外补习，有的只禁止教师向自己的学生提供，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教师向本校其他学生或其他学校学生提供家教补习。东亚地区普遍都实行禁止政策，除师德因素外，其原因在于这种现象潜在的教育腐败本质。如，有的老师为了保证补习的生源，很有可能故意减少上课时的授课内容，以扩大课外辅导的市场，进而严重影响到学校教育体制的整体质量。更严重的是，在有些地区，如果教师拥有孩子升留级的评价权和决定权，要求学生参加教师组织的有偿补课会变相地成为教师向家长的勒索。

实际上，公众和教师对这种现象的可接受度和认知解释，是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教师经济和社会地位、社会闲暇程度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职教师也是课外补习的重要力量。为应对补习行业的快速发展，台北市政府于2002年出台《台北市短期补习班管理规则》，规范课外补习培训机构。《管理规则》除重申“补习班不得聘请现任公、私立学校专任教师兼课”外，对补习班的校长和专任教师的过往违法犯罪经历和专业资质也分别做了明确的规定。

笔者通过对台北教师访谈了解到，可能会有极少部分教师利用《管理规则》的漏洞，对小群体或单个（四个或四个以内）学生进行课外收费补习，但这一般是学生及家长与教师私底下的共识，且因参与学生人数很少，教师在获利程度和精力投入上相对有限。并且，这样的行为不能影响班级和学校的正常教学，一旦受到班上学生、家长或其他教师向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投诉，在事实得以确认后，有校外补课行为的教师将会被学校解聘，甚至进入到法律程序。而重新进入教师行业需要经过严格的教师资格筛选，这是很多教师不愿冒的风险。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师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吸引力的增强，课外补习市场的成熟和自成体系，人们对生活品质和闲暇娱乐更为关注，在职教师不参加自己学生的课外补习，已成为社会的公识和教师的自觉。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台湾教师而言，内心的师德规范或违反禁令的严厉惩罚措施（尤其是被开除出学校体系后重新申请教师资格的难度），是其退出课外补习市场的主要原因。而一位新近毕业的年轻教师则表示，自己没有精力也不想兼顾两者，但无论选择做学校教师或者家教补习导师，都可以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台湾地区虽然中小学教师收入较包括上海在内的大陆地区相对更高，但教师收入也只能属于一般中产阶级水平：

2012年，资质较浅的小学初中教师，年薪在60万台币上下（约13万人民币），2012年台北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9.8万台币。

比较教师的收入水平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台北教师与上海教师的差异并不大。

在平常放学或周末参加课外补习，已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新常态；课外补习市场的发展和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屡禁不止，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公众必须应对的现实。我国台湾和我国香港以及东亚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示。

文/占盛丽（作者为上海跨文化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