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两声枪响，刘茜死了。又是两声，黄克功伏法。

77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挥泪斩马谡”，77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事件被搬上银幕。

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一部以1937年“黄克功事件”为蓝本的影片将于全国公映。凡当天入场观众，都将获赠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何要选特定日期上映？为何要随票附上特殊赠品？

“翻开《宪法》第三十三条，电影的内核就在其中。”编剧王兴东坦言，就电影所表达的法治理想与革命情怀而言，《黄克功案件》是部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但当一位处于家国情法漩涡里的红军战将被摆上银幕，当一部揭示党内幽谧历史的影片能投放院线，它又注定会是“不一样的主旋律”。

磨砺9年勇于“自揭其短”

“不一样的主旋律”特别在哪儿？《建国大业》、《孔繁森》的剧本都出自王兴东之手。想来，对于怎样说好一个主旋律故事，编剧早就驾轻就熟。但顶着华表奖、金鸡奖光环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还是在《黄克功案件》上“憋屈”了很久。原因无它，“这个案件毕竟不是一段光彩的历史”，王兴东直言。

2002年，他第一次在中央党史纪念馆读到《毛主席书信选集》中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亲笔信。信笺背后的“黄克功事件”深深触动了剧作家。那是1937年10月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女学生，由此引发出了一场为人所瞩目的审判。16岁就参加革命，10年战绩彪炳，战斗英雄黄克功杀人，法律对他究竟该杀还是该留，究竟是让他魂断刑场，还是在特殊的年代允其以戴罪之身浴血沙场？

“若能完整再现当年，不仅仅是为世人揭开一段隐秘党史那样简单。”王兴东没有言明什么是“不简单的”，但剧本之后遭遇的阻力异常现实。从2005年起，王兴东走延安、下广西，还常常一头扎进党史纪念馆，几易其稿后终于在2013年拿出成熟剧本。但因投资方临时撤资，剧组一度面临停摆。当时，放映许可证还在申请过程中，“但投资方觉得这是一部'自揭其短'的影片，没信心拿下”。最困难时，整个剧组手里只剩5万元，编剧王兴东与导演王放放只得大量起用群众演员。

好在，转机就在不久之后，剧组不仅等来上影的及时雨，还等来了宝贵的电影发行放映许可证。从2005年到2014年影片上映，王兴东磨砺整整9年。

理想在77年后愈发清晰

人们偏爱法庭戏。不仅因为其中有推理侦查、生死博弈，更重要的是，这类电影总会质疑真相与表象的关系，也常会对法与情进行反思。于是，当情感纠纷、悬疑命案、军队旅长等等标签被贴到法庭戏上，《黄克功案件》相比传统的“主旋律”多出不少额外戏码。

事实上，与其说是戏码，不如说是历史留下的疑虑。这些疑虑不仅在当时引发空前争议，即便在案件已盖棺定论的今天，依然有积极的思辨意义。

1937年，战斗英雄黄克功不过26岁，主审案件的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仅仅33岁，就连红军领袖毛泽东也刚43岁。因此，该案件是彼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次抉择。那时候，刚刚结束长征，行军打仗、用谋决断才是当时红军的作业核心。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那时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更似一个判决家长里短的居委会；审判长雷经天也只有一次离婚案与一次偷盗案的审判经历。但就在如此情形下，陕北公学举行了一次“阳光下的审判”，让2500名群众现场观摩，任12位群众各抒己见，再由5位各方代表投票表决，最终把黄克功送上了历史的执行台。

影片华彩的部分，黄克功一直在等待拥有“红军特赦权”的毛主席力挽狂澜，而毛泽东则把最终的决定权交到了群众手里。

“为什么这桩在党史上有着特别意味的事件选在全国都在探讨依法治国的当口上映？”王兴东自问自答，“放映给当代的人们看，可以让77年前的革命理想更为清晰”。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