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树森和学生们在一起。

　　

　　郑树森看望已动完手术的泰国病人素拉蓬。

　　

　　昨天，当记者看到62岁的泰国病人素拉蓬·叻巴吞神采飞扬、说话滔滔不绝的模样时，绝对想不到，两周前他还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肝癌晚期病人。4月8日早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下称浙大一院)，素拉蓬被推进了手术室。曾经魁梧壮实的他在短短3个月中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面色蜡黄，颊骨突出，四肢枯瘦，腹部高高隆起。对承受了数月剧痛的素拉蓬来说，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他将要接受的是活体肝移植手术，主刀医师是浙大一院的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肝移植领域，郑树森院士堪称塔尖行者：1993年，他成功完成了一例意义重大的肝移植手术，直接推动了我国第二次肝移植浪潮;他刷新了数个该领域在亚洲的纪录，并在2006年提出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杭州标准”，将肝移植病人的范围扩大了50%，更多肝癌病人因此获得了生存机会。

　　

　　当天早些时候，素拉蓬19岁的侄子已经被推入了手术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年轻人的右半肝被切除并被移入素拉蓬的体内，取代后者因癌症而肿大、变硬的病肝。手术台的无影灯下，身穿手术服的郑树森已经站在了那里，为他的第1600例肝移植手术做着最后的准备。接下来的数小时，是一场医术与病魔的战役：素拉蓬的这枚肝脏几乎被癌细胞侵蚀殆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可能发生破裂——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他就会因为腹腔大出血遭遇生命危险。

　　

　　8点40分，轻缓的音乐声响起，郑树森稳稳地握起了手术刀，手术开始。

　　

　　一场跨国界的手术

　　

　　当表面平滑、泛着暗红色的健康肝脏被放入素拉蓬的腹腔中并吻合完毕后，就到了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这一刻。郑树森开放了供肝血流，从肉眼的角度观察，新的肝脏仿佛在轻轻一震后充盈起来。

　　

　　选择来中国进行肝移植手术，是素拉蓬自己做出的决定。今年1月，已经困扰他两年之久的肝痛突然恶化，CT检测显示，他的右肝出现了癌变，最大的一枚肿瘤直径16公分。活下去的唯一途径是接受肝移植。

　　

　　“感染乙肝病毒三十多年，不是没有做好转成肝癌的准备，为此还吃了多年灵芝粉，我一直认为灵芝粉可以抗癌。”素拉蓬说。他本人就是一位著名医生，1970年在清迈医科大学攻读医科，后来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从事过多年医学研究工作，如今是泰国国防部的皇家御医。然而，病情恶化之剧，还是让他猝不及防——泰国没有肝移植手术的先例，当地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事实上，即使在拥有肝移植技术的医院看来，素拉蓬的境况依然相当棘手：他已进入肝癌晚期，肿瘤日夜增大，并侵蚀到了周边的淋巴细胞。同时，癌症也全面侵蚀了素拉蓬的生活，从“断断续续的疼痛”发展到“不间断的剧痛”。2月24日，当素拉蓬住进浙大一院时，疼痛已经让他几乎完全不能进食，日夜无法入眠。

　　

　　“我庆幸自己在病痛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素拉蓬说。这是做完手术的第二周，他腹部的鼓胀已消失不见，如果不是伤口上缠绕着的白色纱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生死劫的癌症晚期病人，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绝，“我也考虑过欧美的肝移植中心，但最终选择来中国做手术。”

　　

　　很难想象，就在两周前，素拉蓬几乎说不出话来。每天，他的病床医生只能听到他饱受病痛折磨的呻吟。疼痛间歇时，素拉蓬会用微弱的声音问：“手续办完了吗?”由于相关法律的限制，跨国的活体肝移植手术要走一个漫长繁琐的伦理证明流程。

　　

　　因此，4月初，当素拉蓬得知所有手续办理完备，即将接受手术时，感觉“这一刻等了太久”。

　　

　　同为医生的素拉蓬很信任为自己主刀的同行郑树森，“他是最好的”，素拉蓬强调。手术开始后不久，他在麻醉中陷入了沉沉的昏睡。郑树森切开了他的腹腔，从里面吸出了约2000毫升的黄色腹水，随后，一枚较常人要大得多的肝脏暴露出来——正如检查结果显示的，它的表面发黑，质地硬，边缘是不规则的突起，门静脉主干内可见癌栓。郑树森要做的，就是将这枚肿瘤肆虐的病肝切除，放入健康的供肝。

　　

　　他的手术刀谨慎、稳健但轻快地游走在血管纵横的肝部。“出血要少。”郑树森说，他通常以出血量的多少来衡量一次手术的质量。前期的大量检查、准备和极为扎实的临床基本功，使这例手术完成得极为漂亮——在切除肝脏的过程中，素拉蓬和他的侄子几乎没有出血。

　　

　　当表面平滑、泛着暗红色的健康肝脏被放入素拉蓬的腹腔中并吻合完毕后，就到了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这一刻。郑树森开放了供肝血流，从肉眼的角度观察，新的肝脏仿佛在轻轻一震后充盈起来。术中超声显示，新肝脏灌注良好，回流通畅，手术几乎已经成功。之后，郑树森开始清扫转移到周边淋巴结中的癌细胞。下午2点，作为供体的侄子被推出手术室。下午5点，郑树森缝合了素拉蓬的伤口，手术完毕。

　　

　　“回国后，我要将自己在杭州的这段经历写一本书。”素拉蓬说。如今，他已经被转入了普通病房，刀口也已拆线。不久前，他还被病魔困在床上，如今躯体的疼痛完全消失，还能够正常饮食、下地行走，而侄子的肝脏也将在半年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太感谢郑医生了，他赋予了我重生的机会。他高尚的行为证明了一句话：医学没有国界。”素拉蓬说。

　　

　　事实上，素拉蓬在全球众多肝移植中心里选择了浙大一院，除了考虑到郑树森团队的过硬技术外，也因为他素闻这份“医者无疆”的美德。2010年和2011年，郑树森带领团队两次到印度尼西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得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章启月的高度评价：“它开辟了印尼医学史上活体肝移植成功的先河，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两国外交史上的亮点。”通过这种“移植外交”，医者也在促进睦邻友好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致郑树森团队的感谢信中这么写道：“浙大一院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广泛的赞扬，浙大一院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的骄傲。”

　　

　　一次回归与否的抉择

　　

　　在香港学习时，郑树森以近乎严苛的标准磨砺着自己的手术刀。他的第一批肝移植对象并非活人，而是实验室中的猪。为此，他常常一连数周守在实验室中，有时就睡在养猪的大棚边上，以便时刻观察它们的变化。

　　

　　如素拉蓬所说，医学没有国界。但在郑树森的行医生涯中，却面临过一次是否回到大陆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郑树森前往香港大学外科学系玛丽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1年10月，他作为第一助手参与了香港地区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被列为当年香港的十大新闻之一。次年，他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或是接受导师提供的优越条件留在香港，或是回到大陆。

　　

　　但郑树森回来的决心，几乎从未动摇。当年远行求学，本来也就是为了学得高超医术，实现救死扶伤的心愿。这样的心愿，在他更年轻的时候就埋下了。1968年，他从高中毕业后，曾经做过几年赤脚医生，“若没有那段经历，我不会那么深刻地体会到农村医疗条件有多差。也因为此，心中萌生了这样的志向，就是让最底层的民众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多年之后，这一志向仍然影响着我的言行和选择。”

　　

　　1992年，42岁的郑树森医术初成，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作为世界肝病大国，全世界有45%的肝癌患者是中国人。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肝移植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曾兴起过一波肝移植浪潮，但由于术后效果不佳，渐渐归于寂然。在农村行医的经历，更让郑树森感受到了医生面对肝癌束手无策的无力感。

　　

　　他对职业之路的选择，也多少与此相关。1973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后，郑树森选择前往普通外科工作。10年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入肝胆胰。上世纪90年代初前往香港学习时，他正式决定将肝移植作为自己的终身志向。

　　

　　“医者，做得精才能做得强。”他常常说，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直到成为肝移植领域的顶尖医者。

　　

　　在香港学习时，郑树森以近乎严苛的标准磨砺着自己的手术刀。他的第一批肝移植对象并非活人，而是实验室中的猪。在肝移植手术中，猪是很理想的实验对象，因为猪的肝脏结构和功能和人非常相近。为此，郑树森常常一连数周守在实验室中，有时就睡在养猪的大棚边上，以便时刻观察它们的变化，“很辛苦，但并不觉得劳累，每当付出得到收获时，就会觉得无比激动”。

　　

　　从实验猪到病人，从助手到主刀，他在短短3年间完成了其中的跨越。1993年，郑树森从香港回来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一例病情危重、手术难度极高的肝移植病例：该病人的肝脏和肿瘤加起来有6.7公斤重。同时，这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手术，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肝移植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许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上手术台前，若说内心不忐忑，那是假话。”郑树森说。但握起手术刀后，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替代，这种底气，来自于训练过无数次的基本功，“基本功使你在真正进行手术的时候，很有把握，绝不会紧张。”

　　

　　在十多个小时的手术后，供肝血流开放，被放入病人腹腔中的肝脏开始工作，这是手术成功完成的标志。这一结果，不仅令手术台上的人，也令当时的医学界欣喜不已。“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中国也拥有了肝移植的技术。”郑树森说。

　　

　　从“米兰标准”到“杭州标准”

　　

　　这是一个出了名的不爱开会的院长。在某次会议上，郑树森这样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至高无上。遇到任何再大的事，我都不能下手术台。这是对捐献者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自1993年那例肝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郑树森从未下过手术台。

　　

　　以旁人的目光看，如今他已经功成名就。但身边人对他的印象，都是一个字，“忙”;忙什么?“手术”。

　　

　　这是个出了名的不爱开会的院长。需要他出席的会议，姓名牌后面总是不见人影，有时匆匆赶上一场，说不了两分钟话就要离开。2011年，在郑树森主编的《外科学》(第二版)新书发布会上，是由他的夫人、著名传染病学家李兰娟院士代为致辞的。当时，他本人正在为一名患者做肝脏移植手术。

　　

　　“绝不能放下手术刀。”郑树森说，“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几年来，我当了院长，临床上的工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多了，每一台活体肝脏移植手术我都要亲自上手术台。这是目前医学界境界最高、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因此每一次都要认真对待。”

　　

　　在某次会议上，郑树森也是这样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至高无上。遇到任何再大的事，我都不能下手术台。这是对捐献者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因为珍视每一个生命，使他在临床上始终孜孜不倦，也用这样的精神对学生们言传身教。”他的学生说。郑树森笃信突发事件能够最快地让人成长，因此要求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去急诊室这个“战场”进行“洗礼”。10年前的一个深夜，他的一位学生在急诊室值班时，救护车送来了一位情况危急的车祸病人，他的血管、胆管全部破裂。当时，因为无法自行接上胆管，这位年轻的医生紧急联系了导师。凌晨时，郑树森赶到，将病人从死亡的悬崖边抢救了回来。

　　

　　多年来，郑树森就是这样默默践行着作为医者的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生命”。2001年，他为一个9个月大的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实施母亲供肝的活体肝移植，创下了当时国内儿童亲体肝移植最小年龄的纪录。5年后，孩子又出现了胆汁性肝炎，郑树森再次为他进行了肝移植。如今又是8年过去，这个孩子已经读中学了，因移植肝部分功能丧失，出现了腹水和黄疸等症状。“我们依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治疗他，哪怕再进行一次肝移植，对每一个生命，我们都会不离不弃。”郑树森说。

　　

　　2006年，郑树森和他的团队提出的“杭州标准”，也是这种“对生命不离不弃”的理念的践行。在此之前，国际上通行的肝移植标准，是1996年提出的“米兰标准”。在这一标准中，只有单个肿瘤直径小于5厘米的，才能够进行肝移植手术。然而，郑树森和他的团队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发现，肝移植的预后效果并非和肿瘤大小成正比。为了使肝移植受益人群扩大，郑树森提出的“杭州标准”，将肿瘤直径扩大到了8厘米，即使有些病人的肿瘤超过了8厘米，但只要符合甲胎蛋白和病理学的某些指标，也能够进行移植手术。

　　

　　“杭州标准”的提出，使更多肝癌患者能够受益于肝移植，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年来，全国近7000例临床病例的实践显示，“杭州标准”和“米兰标准”的患者的存活率几无统计学上的差异。这也意味着，“杭州标准”最终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一种萦绕生命的乡情

　　

　　小时候上下学时，郑树森会经过一个中药铺子，铺外的院落里晒着药材。病人来时，老中医用毛笔写张方子，再慢悠悠地从药柜里取出中药来，四四方方包在牛皮纸中。这个过程让郑树森憧憬不已，“看着老先生仙风道骨的样子，心里总觉得很神奇”。

　　

　　“我会成为这样的一名医生，最初的起源，在于童年。”郑树森说。他生于1950年1月，“几与共和国同岁”，大时代中所有的波折和坎坷，他也一一经历过。年少时家境贫寒，全家人住在三间茅草屋中。但郑树森回忆及此，不以为苦：“这是限于那个年代的条件。我反而觉得自己成长的环境优越，因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这种优越感来自于精神上的富足。幼年上学，村里没有正规的小学校，一个老师带着十几个孩子在祠堂上课。遇到节庆时，祠堂里会演婺剧，全村人围在边上看，郑树森的父亲就把彼时只有四五岁的他扛在肩上。剧中所传递的“礼仪、孝敬、知恩图报”等传统美德，就这样跨越莽莽人群，点点渗透了郑树森的心头。

　　

　　耳濡目染的影响，也使他很小的时候就迷恋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每天上下学，郑树森会经过一个中药铺子，铺外的院落里晒着药材。病人来时，老中医用毛笔写张方子，再慢悠悠地从药柜里取出中药来，四四方方地包在牛皮纸中。这个过程让郑树森憧憬不已，“看着老先生仙风道骨的样子，心里总觉得很神奇”。

　　

　　当他评价自己的一生时，只字不提取得过的累累硕果：“若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我觉得有三个：童年、大学和博士。童年的启蒙让我成为怎样的人，大学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医生，博士的研究让我走进了肝移植领域。”

　　

　　如今，已经成为一代名医的他，也是这样叮嘱后辈人：“首先是不要浮躁，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其次，要有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要敢于迎难而上;但更重要也更为人所忽略的，是要多学一点中国文化。”

　　

　　郑树森认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医生，中国文化功不可没。儒家精神是形成他医德观的基石，“若是没有这种尊重人、关心人的奉献精神，我就不可能认认真真地面对每一台手术。”他说。每当站在手术台前与病魔通宵鏖战时，这种想法就会自然流淌出来，充满全身，赋予他无限的精力。

　　

　　2012年，郑树森与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夫人李兰娟发起和设立了“树兰基金”，夫妻俩分别向基金捐款了100万元。这一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奖励、提掖在医学科研和临床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中国杰出科技人才。郑树森说，发起“树兰基金”的初衷，也与传统思想中“知恩图报”的理念一致：“我俩求学时条件艰苦，都是靠拿奖学金完成学业的。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并非个人之力能够完成，于是想设立这个奖项，一方面鼓励医学领域中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回馈社会。”

　　

　　“在小时候看过的婺剧里，印象最深的是‘状元回乡’，功成名就之际，骑着高头大马回到故乡，感恩亲人，馈赠乡邻。”郑树森微笑着说，“有出息后要知感恩，直到现在，这种传统而朴素的价值观仍然影响着我。”

　　

　　这缕萦绕不去的乡情，不仅滋润了郑树森的生命，也成了他生命力量的源泉。尽管在同事们眼中他“从无休息日”，但郑树森自有放松方式——书法、听剧。挥毫泼墨时，笔划间的极致之美令他酣然畅快;听剧时，缓缓流淌的乐曲让他气定神闲——这一切，又似乎与动手术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美感结合了起来。

　　

　　郑树森说：“几乎每一台手术，我都会听着音乐进行，因此通宵战斗也不觉得疲惫。下了手术台，坐进车里，打开音响，听着悠扬的婺剧。回家时经过西湖，摇下车窗，古都的风从湖上浩浩荡荡地吹来。我就觉得，全身又充满了力量，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了。”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 蒋萍 通讯员 陈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