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酒精一见钟情

　　在早期定居点所面临的不卫生条件下，经过发酵的酒类既有营养又能杀灭细菌。

　　发酵提供了对液态物质的消毒途径，因为乙醇不仅可杀死细菌(包括引起霍乱的细菌)，也足以将其他病原体置于死地。诚然，动物可以用它来进行自我药疗。

　　达德利认为，我们的祖先开始制造酒精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感官嗜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们种植甘蔗和甜菜是为了满足我们在进化中对糖产生的偏爱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酒精就跟所有其他令我们一度从中受惠、如今却深陷其间难以自拔的事物没什么两样。这一点并非人人都深信不疑。美国阿灵顿国立科学基金会的道格·勒韦相信，灵长目动物从来没有追逐乙醇气味的内在冲动，散发着乙醇气味的水果，毕竟已经处于过度成熟的阶段。他争辩称，我们的祖先反而是在学会自制酒精后才开始真正享受它的。从神经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液态物质所诱发的恰恰是他们急于品尝、更多地满足欲望的感觉，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沉溺过度。如果勒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酒精的喜好，就更多地像是对咖啡因或可卡因而并非对糖的喜好。

　　凭借其同大脑中γ-氨基丁酸(GABA)受体相结合的能力，酒精的确会让人产生阵阵惬意的快感——对此才不会有人提出质疑。这些受体通常会减少它们赖以立足的神经元的活动，但是，酒精一旦同它们结合就会让那种被压抑的活动迸发出来，促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从肉体到心灵的放松。幸好有这样一个转机，才使无数的婴儿得以孕育，无数的友谊得以缔造，无数的邦交关系得以正常化。但是，乙醇还会使我们变得笨手笨脚、昏昏欲睡、粗野鲁莽和肆意妄为。它是潜伏在诸多事故、斗殴甚至战争背后的导火索。

　　总之，对于我们远古时代采集水果的祖先而言，酒精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但说来也有趣，真正的好处似乎是紧随在我们从事农业生产后显现的。

　　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农耕黎明期，小规模定居的人们开始对食物和饮料进行发酵。此举容许他们贮藏剩余的谷物，实质上就是用酵母菌来取代破坏食物的细菌。酵母菌甚至还可使谷物变得更有营养，因为它在发酵期间会形成包括维生素B的其他滋养物。社会交往随着定居点的不断扩容而愈趋复杂，酒精消费可以平息由此引起的纷争。

　　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发酵提供了对液态物质的消毒途径，因为乙醇不仅可杀死细菌(包括引起霍乱的细菌)，也足以将其他病原体置于死地。诚然，动物可以用它来进行自我药疗。例如身上寄生着黄蜂的果蝇往往会消费更多的酒精，这样通常可将黄蜂杀死，而不至于对果蝇构成致命的危害。在早期定居点所面临的不卫生条件下，经过发酵的酒类既有营养又适合饮用，虽然不完全有益于健康，但还是要胜过未曾发酵的代用品。

　　至于我们是如何学会制作酒精的，有很多人类学家相信，这门绝技是早期农民在贮藏的小麦和大麦被酿酒酵母菌所玷污时偶然撞见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更易引发好奇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索罗门·卡茨坚持认为，最先出现的发酵为我们的祖先栽种谷物，借此酿制格罗格酒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在中国出土的最古老大桶是用来贮藏酒精的，存世至今已有7000年之久，它和中国最原始的农耕佐证恰好是属于同一个时代或者说甚至比这一年代还要早。

　　不管怎么说，酒精一旦问世，它的生产者就领悟到其反复制备的简单秘诀：对一种发酵的液体进行采样，然后用来重启批量生产。对于远古时代的酿造者而言，这看上去想必如同一场施展魔法的变形，但我们如今都知道人类最早的大桶就是用来盛放啤酒酵母的。我们还掌握了它确切的遗传密码：那是基因组最早得到测序的有机物之一。然而，我们对它的基本构成物质依然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