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贡献：“情本体”与“巫史传统”

　　虽然上世纪 80年代新著迭出，但李泽厚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发表。他曾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美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焦点，指向一个新的目标，但他还不想说。后来他又说，不到60岁，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连自己也信不过。于是，热心的读者一直在期待他更严整宏富的哲学论著的出版。先是等到了他详注儒家经典的《论语今读》，到新世纪初，终于看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薄薄的《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虽然单薄，却毕竟是阐述李泽厚哲学构想的专著。不久，《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等书也陆续出版，李泽厚本体论的框架越来越明晰，内涵也日见其丰富了，并且，他更为明确地将自己的哲学构想概括为：“情本体”。

　　本体，是最后的实在。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认为，最后的实在不是语言，而是生活，是历史，是心理。人是生理存在，更是心理存在;人是精神存在，更是历史存在。人生的意义正在“情感本体”的建构、积淀之中。

　　西方哲学鲜讲情感，所以海德格尔提出“诗意的栖居”，才成为不得了的事。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同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他记得十多年前，哲学所一个同事听他讲起“情本体”的构想，曾大为诧异：“你讲情感，那还算什么哲学?”讲情，正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郭店战国竹简的出土，其中“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等，让李泽厚兴奋异常，这正好佐证了他的理论。

　　情与理，一直是对立的两面。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的三分法，即把理性、情感、意志分开，这三个方面就生发出了哲学、艺术、伦理等。现在，李泽厚把“情”本身作为哲学的本体，作为哲学最根本的地基，这就颠覆了上述的分工。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本体”的提出，很可能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哲学是从人的理性中独立出来的，它高度发展，曾长期引领所有学科，中间几经变迁，学派林立;但到最后，居然要回到人情、回到日常，可说是走了一个巨大的圆。也许，只有中国哲学家，只有从没有上帝、唯有“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哲学家，才能提出这样颠覆性的命题。所以李泽厚说，“情本体”本来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过多的玄秘之处： “‘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

　　虽然“情本体”有“反哲学”的意味，但仔细推究，它也许更接近哲学的本质。它所接近的可能不是传统哲学的本质，即西方那种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是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无数的个体的本质，也就是，如要全面地把握“人”的话，那就要从“情本体”入手，形成这样一种哲理的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发展到今天，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有着极大的精神价值。

　　与此同时，李泽厚还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提出了“巫史传统”，以此解释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不同。他认为，所有原始民族都有巫的阶段，但大多数的民族，尤其是西方，它的巫术后来分化了，一方面变成科学，另一方面变成宗教。从希腊到近代，哲学思辨总是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思辨的那一部分发展得很充分。相反，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信仰、情感和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这是为“情本体”找到了上古之源。

　　李泽厚晚年的思想更明晰，也更成熟了。但他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历史的“积淀”说始终是他的这些理论发现的“圆心”。

　　他把自己的全部理论和著述，称为一个日趋丰富、越滚越大的“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