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特朗勃》剧照。(片方供图)

电影的传主、美国好莱坞名编剧达尔顿·特朗勃的太太曾反复告诫孩子，对外绝对不能泄露　《罗马假日》　这些热门电影的编剧是他们的父亲。

《特朗勃》　这样的传记电影即便在北美电影成绩单惨淡的2015年，也谈不上是特别出挑的作品，它值得被观看，甚至，若干年后它仍然值得被议论，是因为它的拍摄对象，以及好莱坞的一段黑色往事不能留在风中。

电影的传主、美国好莱坞名编剧达尔顿·特朗勃去世已经40年，他的大女儿、电影里的窈窕少女密茨·达尔顿，现在也已是70岁的老太，她看完电影后说:“我父亲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列上黑名单，为了坚持独立人格，他被迫从这个行业里‘消失，。这么多年过去，伤害过他、抛弃过他的好莱坞，把他当作英雄搬上银幕，我觉得挺不容易。”

密茨现在定居在旧金山的湾区，有人一旦知道她的身份，就会流露点景仰的意思:“哇，你是达尔顿的女儿呀!”然而在1950年代，“达尔顿的女儿”这个称呼意味着奚落和敌视。在西海岸“非美运动”制造出的告密与人人自危环境里，她的父亲、她和全家，还有更多和他们处境相似的家庭，被当作带有病毒的异类。达尔顿，这个好莱坞最有才能的编剧，失业，一度带着全家迁居墨西哥城避难，经济拮据，被迫隐姓埋名地写剧本换钱，女儿们因为难以忍受同学的欺负而不得不转过几次学。他在风雨如磐的年份里，写出脍炙人口的《罗马假日》，写出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　《勇敢的人》，但这些电影上映时，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演职员表中，他也没能站到奥斯卡颁奖礼的领奖台上。

据女儿密茨说，特朗勃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是更公平的社会结构、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他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特朗勃作出许多带着文人意气的个人选择时，并不能预见到有一天意识形态的粗暴力量将颠覆他的私人生活，好莱坞工业内部也会陷入最不安稳也最悲惨凋零的一个阶段。

1946年，东西对峙的格局已成，美国国内政治气氛肃杀，之后的6年里，FBI探员的数量从3559人激增到7029人。在这样的背景下，1947年，特朗勃被审查，委员会要他交代出编剧工会乃至整个好莱坞里的美共成员。他认为“告密”是人类最卑贱的行为，拒绝了，因此被判入狱11个月。等他从牢里出来，好莱坞已经没有一家大片厂能公开地雇用他。失业后，他换过各种化名写剧本，比如拿了奥斯卡奖的　《勇敢的人》，他借了制片人小外甥的名字署名。达尔顿太太反复告诫孩子，对外绝对不能泄露　《罗马假日》　这些热门电影的编剧是他们的父亲。在达尔顿写作《斯巴达克斯》　期间，麦卡锡去世，政治空气宽松起来，科克·道格拉斯和劳伦斯·奥利弗甚至公开地去探望了他，即便这样，当时他的写作仍然是秘密的，他的名字也仍然是制片厂的禁区。

电影　《特朗勃》　里有个细节，特朗勃带着女儿们去吃冰淇淋，带着落魄中的心酸，酸楚中的柔情，当他和闺女们拥抱在一起时，银幕上满是“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意思。密茨说，她看到这个段落时，很伤感，又忍不住笑出来，因为，“这太戏剧化了。在我真实的生活中，这一幕从没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会带我们去吃冰淇淋的，只能是母亲。我们碰到任何解决不了的事，能找的也只是母亲。”

这是好莱坞的俗套戏剧模式，往事重述时，主角是英雄，更是柔情铁汉。然而现实中，男人坚持着信念和写作，由此而来的全部代价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很大程度却是他们的家人在偿付。到如今，好莱坞不再对“黑名单”的往事讳莫如深，但“黑名单”不仅荒废了一群有才能的电影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更给他们的家庭、他们身边的人带去莫大的阴影，这些，是至今被忽视的。特朗勃1948年出狱后，不堪忍受反复审查和骚扰，带着家人远避墨西哥城。因为他失业，家里的经济支柱垮了大半。搬到墨西哥，孩子们要适应新环境，还要学新的语言。密茨记得，她8岁时全家搬回洛杉矶，但状况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他们家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孤岛，她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品尝“局外人”的滋味，这种被放逐的孤独感陪伴她至今。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坐在打字机前，他愤世，但不愁苦，相反，他一直希望家人们不要怨恨生活。但是在贫穷和孤立中，是母亲以事无巨细的耐心和坚忍维持了整个家庭的运转，“如果没有母亲，我们这个家早就垮了。”

1957年，麦卡锡去世的消息传出时，特朗勃难得地流露了一点欢愉，当时，他对女儿们说，他对麦卡锡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也不认为是麦卡锡个人造成了他们的艰难时日。

但麦卡锡的死并没有解封好莱坞的“黑名单”，要到1960年，《斯巴达克斯》　和　《出埃及记》　上映时，特朗勃的名字出现在编剧栏，那才正式宣告，他和像他一样被好莱坞放逐过的电影工作者们终于回来了。

达尔顿带着家人出席　《斯巴达克斯》　的首映礼，那是密茨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她至今记得那种兴奋至眩晕的感觉，可她也记忆犹新，当时身边的父亲并没有因为个人境遇的改变而原谅“黑名单”，他对密茨说:“不，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存在于那些行为背后的更罪恶的力量没有消失。”当年的“黑名单”造成300多人被审查、失业，甚至流亡他乡，其中包括卓别林和奥逊·威尔斯。

1999年，当卡赞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几乎无人鼓掌，这个拍出过　《码头风云》　和　《欲望号街车》　的导演，不仅在政治的风暴眼里失去了阿瑟·米勒的友情，也在时过境迁后失去了观众和后辈的尊重。至于达尔顿，他用另一种人生阐释着，在噤若寒蝉的环境里，个体何以能坚持“善”，并且以“善”的原则坚持独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