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起三天，文汇讲堂将集中刊发本部门采写的五篇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稿。

5月1日至5月5日，智库、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佟德志教授策划发起了“现代化公开课”第一波的线上系列五讲。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丰富内涵，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目标，而政治是其中的本质要求，公开课“以人民为中心，以政治学为操守”，帮助大家从学理上更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和空间背景。

为更便于大家理解，讲堂重新编排了演讲顺序。

第一篇汪卫华以“处境论”认知梳理起端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进展、自我修正及其弊端；

第二篇李里峰爬梳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百年理论探索，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意义；

第三篇庞金友分析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五大挑战及他们的适度调整，为中国取得“借镜”；

第四篇包刚升构建“精英-制度主义”框架试图来揭示目前的现代化道路的类型与特殊性；

第五篇马雪松从均衡秩序切入提出建设现代化国家要让权力、市场、社会形成一种治理关系。

系列五讲在4月27日微信公众号“政治学公开课”中有视频回放，有兴趣者可观看。

“现代化公开课”第二场海报    来自微信公号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自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当今的党的中心任务后，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纷纷加以学习和诠释，由智库、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佟德志教授策划的“现代化公开课”第一波系列五讲，更是代表了政治学界的某种思考和探索。

与旺盛的小长假旅游市场一般，在公众号“政治学公开课”直播的现代化公开课，5月2日第二讲继续保持了2000余人的直播收看记录，当晚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比较政治学系主任汪卫华主讲《大分流与现代化》。

“大分流”是美国“加州学派”的著名标签，70分钟内，汪卫华由对“modernization”一词在十八世纪出现时的语义考释出发， 梳理了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化理论的发端，乃至后期的植根欧美历史经验的反刍修正。他提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现代化，也很难有一致的通用处方。我们需要回归具体的“处境化认识”，这正呼应着本次现代化公开课的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给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需要我们不仅能够在时间的变迁中寻找规律，还要在空间的转换中坚持特色。”

 5月2日晚直播室，汪卫华演讲，如同给听友上了一堂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导论  李念截屏

现代化理论的冷战源头：应对苏联竞争的“美国造”

利用谷歌图书元语法分析工具，汪卫华发现，人们对现代化的关注是明显的“二十世纪现象”。英文文献中，“modernization”的使用频率出现过两个显著高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顶点在1935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顶点在1983年）。对照历史，头一个使用高峰，对应了现实之中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以及苏联的头两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后者，苏联用十年工夫一跃成为欧洲工业产量第一，给世界呈现了另外一种高速发展模式。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际格局主要矛盾迅速聚焦于苏联试图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之间的对抗。面对苏联这样一个“竞争者”，面对一套看得见、摸得着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解决方案，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回应是“遏制战略”，在社会科学上的回应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发明，是典型的“美国造”。

 苏联1920年的宣传海报

在讲座中，汪卫华列举了两本二十一世纪初有关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史著作，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套“说法”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雷迅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围绕肯尼迪时期美国社会科学有关“国族建构”问题讨论的历史公案，展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如何结合冷战政策需求被创造出来的，如何形成了社会科学包装下的意识形态内核。

另一本是吉尔曼的《未来达人》（Mandarins of the Future），通过帕森斯创建的哈佛社会关系系、阿尔蒙德和白鲁恂创建的比较政治委员会，以及罗斯托深度参与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这三个典型个案，剖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成型过程与历史流变。

三个典型个案，恰好覆盖了与现代化讨论关系最紧密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框架，他与希尔斯等人对现代性、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立足于“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社会理论基础。

阿尔蒙德和白鲁恂创建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把“结构–功能”分析带入政治发展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现代化范式”的早期框架。

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原本就是中情局在1951年出资建立的。麻省理工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标志性人物，深度参与了国际研究中心事务。在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对外战略关联度最密切的这段时间，罗斯托提出了他大名鼎鼎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未来达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2003年首出精装本，中间为2007年出平装本封面

在《未来达人》中，吉尔曼概括道，现代化理论“植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假定存在一种共同的、必不可少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技术革新、军事现代化、官僚制度以及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进步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以及拉美哪些更早独立的国家纷纷加速推进工业化，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来描述这一过程。”

通过简要的学术史梳理，汪卫华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学院里创造出来的一套纯粹知识，它是冷战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带有很强现实政策意味的一套学术话语。

“给说法、树榜样”：美国欲树立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为对苏联扩张其世界范围影响力的回应，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既要“给说法”，也要“树榜样”。

“给说法”的代表著作《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成长的阶段》

在“给说法”方面，汪卫华举了三个领域中现代化理论的标志性著作为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帕森斯与希尔斯等人提出的“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社会体系》，给出了一个通用解释框架。1960年，比较政治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集体作品，也就是《发展中地区的政治》，阿尔蒙德系统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发展学说。

1960年罗斯托发表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当然更加受到普遍关注，它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已经点出了其明显的现实政策意义。虽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当时就受到了包括库兹涅茨、格申克龙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激烈的质疑与批评，但二十余年后，“起飞”和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经历“五个阶段”（后修改为六个阶段）的讲法，在中国聚焦“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很快成为国内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的“科学常识”。

 “树榜样”代表书籍：《第一个新国家》《富裕人民》

“树榜样”的工作，在汪卫华看来，却是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比较忽略的部分。以李普塞特为例，尽管他提出的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李普塞特论题”成为比较政治经典之问，开启了后世有关“内生民主化”与“外生民主化”的重要辩论，但他的现代化论述中的另外一个面向往往被大家忽略了。

在李普塞特的《第一个新国家》（The First New Nation）之中，他非常全面地讲述了美国体制的重要特质，不妨说，实际上就是在讲美国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何而来。“第一个新的国家”，言下之意，美国是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可效仿、也应当效仿的对象。又如历史学家大卫·波特，在他的《富裕人民》（People of Plenty）之中，把美国人的经济富足与美国国民性联系在一起，也不妨说是在“树榜样”。

立论要害的三个忽视：如理论化世俗化民主化无法通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试图树立起现代化建设的榜样，为非西方世界提供现实政策上和理论解释上的范本。但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存在一些立论上的要害不容忽视，汪卫华提出三个批判性反思。

第一，各国历史发展进程是“阶段论”的还是“两分法”的。与古典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多个历史阶段演进不同，现代化理论明确地立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以希尔斯的话来概括：“现代大型社会运用了一种技术，把生活水准提高了，把人口融入更统一的经济体之中。与这些变化相应，它见证了对中心价值系统和制度系统的更普遍参与，前者是借助教育，后者是借助选举权和大众传播。职是之故，它所处的状态有别于一切前现代社会。”

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同样是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只不过把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做了阶段上的细分。这种“两分法”当然也为西方社会科学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发达工业社会留下了麻烦，才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后现代”。

 并非所有“化”都能解释现代化

第二，现代化是一个笼统的讲法，具体包括哪些“化”呢？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概念中没有太大争议的内核，但现代化理论更在意的是那些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动，比如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等等。韦伯的理性化论述中，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恰恰体现为官僚科层制度的发展。这个讲法搬到中国历史经验里，显然说不大通。

同样，“世俗化”作为欧洲现代化历程中前后相继的一系列变革（从文艺复兴、商业革命、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的枢纽，尤其是“政教分离”的原则，是欧洲现代化最基本的历史经验之一。但套用到中华文明之中，又遇到了大问题，中国社会从来都是高度世俗化的。

“民主化”似乎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天然后果，但孰为因？孰为果？西方民主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学也没有给出定论。

在汪卫华看来，诸如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这样现代化概念的必要成分，恰恰只是欧美历史经验的粗略概括罢了，很难想当然地去做跨国的、跨文明体系的刻画与测量。

第三，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条路还是多条路”之争。经典现代化理论预设了普适的、线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是巴林顿·摩尔早就对此进行了批评，在《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把英美形式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发展成反法西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以及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以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视角加以考察。同时，摩尔还将原本不被大家重视的农民与土地问题，在不同现代化道路塑造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摆上了台面。

反刍欧美经验的新处方：“西方的兴起”“大分流”理论出现

 “西方的兴起”理论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等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两分框架过于静态，理论风格过于抽象，政策处方也基本不大管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通过不断重访欧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试图通过解释“西方的兴起”，来概括更为具体的现代化条件。一方面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库”，另一方面也还是试图开出新的现代化处方，延续了现代化理论的生命力。

蒂利等人重新讨论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沃勒斯坦从国际结构的角度考察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些努力实则都是试图在原来相对干瘪的理论框架中填补上更为充实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具体地揭示“西方走向发达”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家们则重拾了关于制度的讨论，比如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就西方现代化给出了新制度主义的早期解释。继而，产权配置、契约制度、交易费用、有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机制等整合进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工具，都被学者们不断拿欧美历史经验加以诠释。

环境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塑造“欧洲的奇迹”也罢，兰德斯的宏大历史比较也罢，在经典现代化理论走向衰落之际，都潜移默化地沿着同样的思路给出了有关“西方为何率先兴起”更细致、更成功的叙事。

欧美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论说明不断丰富，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药方”，并没有帮助更多的国家走向发达。除了日本和韩国，“西方的成功可以复制”从未在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现。

 “加州学派”提出“大分流”观点，带来较大影响

世纪之交，“加州学派”提出，近代中国与欧洲经济上的“大分流”要迟至1750年至十九世纪初才发生。彭慕兰等学者运用细致的比较框架，以及中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经济史数据，把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以及近代西方的领先归结为一些偶发的机缘，例如美洲的贵金属、英格兰煤炭产区与矿冶行业在地缘上的接近等。“大分流”论题，通过中欧历史比较来追问现代世界的起点，与麦迪逊数据里呈现的“西方在14世纪就已在生活水平上领先”这一判断明显不同。对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在经济形态上的分岔，“大分流”阵营的判断无疑显得晚近得多。当然，起点判断上的差别，无损于基本的问题意识，大家仍旧是紧扣“工业革命的条件”这个关键话题在展开争论罢了。

换言之，无论“西方的兴起”还是“大分流”，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与回答思路，通过不断反刍欧美自身的历史经验，在不改换现代化理论基本立论基石的前提下，给出更贴合新古典经济学口味、更切合现实经验的理论说明。

处境差异不应忽视：以1850年代亚欧大陆历史拐点为例

1851年5月至10月，伦敦举办了第一次万国工业博览会，业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集中地向世人展现了工业文明的成就。此时，西欧大陆，无论是荷兰、比利时或是法国，还处于工业革命的进展阶段。德国尚未统一，还在往统一市场、关税同盟的方向努力。汪卫华借用《三体》的讲法，“英国取得了‘降维打击’的能力，”而亚洲各国，面对英国（以及法国、荷兰）的殖民压力，不啻为两个不同“层级”的文明之间的较量。后果不言而喻。

 1850年代欧亚的历史拐点

1851年1月，在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前不久，洪秀全、杨秀清等发动“金田起义”，拉开了十余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帷幕。绵延不断的农民战争，既造成了巨大的人财物损失，也直接摧毁了晚清政府的财政。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与第一次鸦片战争迥然不同。

1853年，被视为“第一场现代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此后不久，远东的日本“黑船来航”，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西方列强开放大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翌年英国改变由东印度公司间接统治印度的方式，莫卧儿帝国也正式告终。

对照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经历，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裹挟进西方列强打造的世界政治体系之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是亚欧大陆鲜明的历史拐点。

通过这段历史经验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脉络敷陈对照，汪卫华做了一个基本总结。他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试图从欧美自身的经验去总结一套普适的现代化方案，给非西方世界开出“药方”，延伸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正，无一例外都明显忽略了不同处境的影响。

 “处境说”包含了四种，文化处境更为复杂，需要共同评价标准

所谓历史处境，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特局势；所谓地域处境，也就是地理位置和相应的自然条件；不同地区社会结构处境有异，工业化与政治变迁进程截然有别；文化处境或许更为复杂，要考量到底有没有一套共同的评价标准或者是价值体系，还是说在不同的文明脉络之下，对于现代化原本就需要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与谈人高春芽教授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念截屏

从事比较政党研究的与谈人天津师大政治学系高春芽教授在给予主讲者“视野开阔”的评价后，对于“处境化认识”论断提出了必须将西方当作复数而非单数的点评。汪卫华则给所有听者抛出了“现代化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让这场破除西方理论“万灵丹”的迷思的演讲有了后续张力，在审慎地观察和分析西方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也必将更为全面和深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