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刊发韩庆祥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长文（截屏）
【导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理论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中国理论界研究范式转变的转折点。在“5·17讲话”六周年之际，文汇报记者李念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做了独家专访。他曾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现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韩庆祥教授是近六年中建构中国知识、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理论工作者的倡导者和佼佼者，也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和同行尤其年轻同事所做的理论建构上努力，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前行动力。
韩庆祥教授近照
在北大读博时有幸被选中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主攻“人学”
文汇报：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近年来，您在国家权威报刊发表数篇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学术论文，阐发自己的学理性研究成果，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话语权等，以深厚的学术功底让同行和读者为之折服。罗马非一日建成。除了您所在的中央党校这个特有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外，我非常好奇，您在1989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去莫斯科大学留学一年，这个选择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深造经历给您带来怎样的体悟？
韩庆祥：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去莫斯科大学进修，是落实北京大学与莫斯科大学合作协议计划。北京大学与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具有长期合作包括人才培养合作的传统，那年我能被北大选定，确实喜出望外，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乐意主动接受，并感到十分幸运。
我是学俄语的，北京大学自然把我派到当时苏联最好且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大学。1989年-1990年，我主要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进修，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给我配一名导师，主攻方向是“人学”。当时苏联对人的问题研究处于高潮，发表大量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著，莫斯科大学也是研究人的问题的一个重镇。在进修期间，我搜集了大量苏联关于人的问题研究的文献与成果。其中的体悟主要有两点：一是北京大学能派我去莫斯科大学进修是我人生的幸运，感谢母校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二是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并主攻人学，是我学术的幸运，它增进了我对“人学”研究的学术动力。
我1990年回国后，第一时间就与我的导师黄楠森教授合作，撰写一篇《关于建构人学的若干设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这是国内首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专门研究人学“基础理论”的学术论文，感谢导师的指导。从此开启了我的人学研究的历程，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后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在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3万人口的卢龙县挂职一年，最大体会：中国实践需要理论指导
文汇报：回来后的1991年，还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挂职担任了县委副书记，这个33万人口的城市，给了您怎样的中国国情的体验和历练？
韩庆祥：1990年我回国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工作。中央党校有一个制度规定，凡是刚到中央党校工作的青年教师都要到基层挂职锻炼。当时中央党校与河北省有合作关系，于是1991年我被安排到秦皇岛卢龙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
挂职锻炼一年的历练使我在不少方面收获满满：一是较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国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可以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实行跨越式快速发展；二是一定意义上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和发展逻辑，其中最鲜明的，就是可以把行政权力运作和管理作为逻辑起点来理解；三是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实践既需要理论引导，也需要理论总结、提炼和创新，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我以学术方式关切现实逻辑并注重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动因。
吉大、北大系统研读马列经典，形成以经典研读与现实研究交织互动的学术风格
文汇报：以赛亚·伯林曾将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凡是深入国情的学问尤其需要广博的学术背景。从您的学术论著等研究成果看，您既有刺猬的专，也有狐狸的博，所以，想了解您在北大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是什么领域，此前的学术积累是怎样的，能否简单介绍它们对您今天学术研究道路和学术风格的影响？
韩庆祥：我是1986年从吉林大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吉林大学具有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并注重哲学体系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对我影响比较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一流教授都亲自给我们研究生讲课，带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其他经典著作，且是系统的研读。高清海、舒炜光、邹化政、车文博、张维久等著名教授都亲自给我们系统讲课。吉林大学没有院墙，一年四季约半年是冷冬天，这反而养成了我们研究生沉下读书的风气。
实事求是地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吉林大学哲学系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有一定区别。令我十分庆幸的是，1986年我考并考入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的博士生以后，黄楠森教授以相当的包容欢迎并接受我这个从吉林大学考过来的学生。当然，这也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具有包容的优良传统有关。
我记得当年报考黄楠森教授博士生的考生有15位左右，只录取一个，我有幸成为黄楠森教授的学生。当时我学的专业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吉林大学，哲学系给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生打下了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继续深化对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何乐而不为？
我在郑州大学读哲学本科的时候，认识到读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于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时，也阅读了黄楠森教授的《<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等。阅读这方面的成果给我最深刻的认识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所讲的“四大板块”的一块，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总体性。今年我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就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值国内掀起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导师黄楠森教授是参与讨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深受影响，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对“人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总之，先在吉林大学、后在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对我的学术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形成阅读经典著作的习惯，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根基；（2）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即马克思主义人学等；（3）养就了我的学术风格：以经典著作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带动现实问题研究，以现实问题和基础理论研究带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4）铸就了我的学术使命，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学术创新，坚持系统读书和学术创作，把学术当作事业，把学术当作生命；（5）以谦和、学习、包容的姿态阅读他人的学术成果，不轻易否定别人，不高看自己。
“人学”研究特长容易把握人化世界，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有独到见解
文汇报：刚才了解了您在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打下“人学”研究的基础，从著作和论文看，从1991年延续到2012年，有获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有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有获中国图书奖的《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有获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之一的《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这种持续研究为您日后观察世界和学术研究带来哪些优势？
韩庆祥：在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就给我们讲哲学与人的关系，邹化政教授给我们讲《资本论》中的人学，读书笔记现在依然保存。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正值国内研究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掀起热潮，我跟随黄楠森教授研究马克思哲学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期间，苏联正值研究人的问题的高峰。回国以后，就把人学作为我学术研究的方向。
历史主要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从学理上，人类历史的主体承担者是人，它是由人类活动创造和推动的，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由此，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它研究人类历史的前提和逻辑起点。从政治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既依靠人民又为了人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所以，我研究人学带来诸多优势：一是可以在“人的问题”研究上，既可以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也可以把学术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用学术讲政治、从政治找学术。这使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具有了相对优势。二是以对“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基点，来分析阐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可提出一些独到见解，如哲学和人的关系、历史和人的关系、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价值和人的关系、能力和人的本质的关系、中西文化和人的关系、人的需要和供给的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国道路和人民的关系、等等。因为“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承担者，是原点。三是以“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使我的学术研究多了一些人的维度、人性关切和人文情怀。人以外的人化世界都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理解和把握了“人”，也就容易理解和把握人化世界。四是使自己成为国内人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精准把握“现实—政治—学术—创新”关系的边界、关系和结合点
文汇报：谢谢！进入新世纪后，您出版了《新一届领导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路的哲学梳理》《强国时代》等论著，这是一个很新的角度，很有胆识。对政治问题一般都会从政治角度加以阐释，而您从学术角度来提升主流话语，用学术讲政治，形成了“水到渠成”效果，您是怎么考虑的？
韩庆祥：无论中西方，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直接或间接与政治相关；在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我在中央党校从事学术研究，大家都可以理解，这种关系更为密切。在中央党校从事学术研究所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在系统研读经典著作和夯实学术功底的基础上，既要用学术讲政治，也要从政治找学术，进而增进具有中国自主的新知识、新理论。
用学术讲政治，就是为政治问题、政治论断、政治话语提供学术支撑和学理阐释，这就要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从政治找学术，就是既要从政治问题、政治论断、政治话语中找到学术研究的生长点，也要以重大政治论断为基础从而作出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推进理论创新。更为深层的是：在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现实逻辑往往首先是直接或间接以政治方式、政治论断来表达，政治更为直接地反映现实问题，体现和揭示现实逻辑，所以，面向政治是面向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从事学术研究也要以学术方式关注政治。
我的实践生成论研究、人学研究、能力问题的哲学研究、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研究、中国道路本源意义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基础性问题研究及其提出的学术理论观点，之所以能增进具有我们中国自己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对“现实—政治—学术—创新”关系的总体理解和学术理解。在这种学术研究中，既要得到政治认可，也要得到学界认同，最为关键的，就是精准把握结合点，即精准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精准规范使用学术话语，精准处理好现实、政治、学术和创新之间的边界、关系。
中国知识理论生产者的培养非一蹴而就，坚韧不拔推进这一系统工程
文汇报：谢谢！转到下一个论题。在学术共同体中，学术组织者，有时其特定时期的作用并不亚于一个研究者。您既是领军人物，也是学术共同体某些方面的设计者。在党的十九大后，您获得个人学术研究的特色后，在承担这方面的功能日益增多，也加大力度，事实上已经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中国知识/中国理论的生产进而传播的任务。任务之一是，要培养学术共同体中的中国知识、中国理论范式的生产者。我注意到2017年后，中央党校成立“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您被学校选聘为领衔专家。成立之初，您也确立一些宗旨和目标，如坚持“四中”（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其中生产中国知识/理论（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点、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的团队培养是突出目标，也开启了确立“中国范式”的新征程。您觉得五年中，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感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庆祥：不敢说是“设计者”，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机遇大于挑战。
如果说有挑战的话，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成长是较快的，如唐爱军等已成为后起之秀。但由于成员在校内、院内流动性强，虽影响不大，但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二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主体性理论与“中国范式”不是一蹴而就的，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5·17讲话”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理论与“中国范式”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中国理论界研究范式转变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后，中国一些学者接受西方思想界的许多学术思想。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西方某些思想的历史弊端日趋呈现，“西方一元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遭到了挑战，此时的中国理论界真正开启了确立“中国范式”的新征程。然而，建构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理论范式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队伍，需要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和心血；
三是理论“大家”的培养需要一个漫长且十分艰辛的过程，需要先打好坚实基础与生产中国理论，诸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创新精神、学术情怀、学术使命、学术担当、学术韧劲、学术环境、解释框架、平台建设、制度创新、人才梯队等，都需要以建构性的姿势坚韧不拔地步步推进。至此，我们还相距甚远！
“3·18讲话”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建设新起点：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
文汇报：任务之二是，大家培养之后，需要注重学科建设。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这三五年内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从队伍的充实上，看到一组数据，已有2万不同领域学者充实。您觉得我们在外延式发展的基础上，还有哪些基础工作要做，从而让这门学科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同步加强？
韩庆祥：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简称“3.18讲话”。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到2019年3月18号之前这一段历史区间，总体上是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与思政课建设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其特点是：相对注重外延式建设（也有内涵性建设），如“立框架—搭架子—重平台—给经费—增人头—搞活动—造声势—引重视”等。实事求是讲，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建设功不可没，对全国思政课教师应给以充分肯定，他们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和心血，作出了有益探索，也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3.18讲话”是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课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转折点。我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高度上，由过去相对注重外延式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其核心和精髓，就是“863”：坚持“8个统一”（坚硬的铁）；做到“6个要求”；注重3个性，即思想理论性、亲和性（力）和针对性。
其中的逻辑，就是“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就对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课教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把学养、学术、学理、学科与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坚持讲政治的前提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课教师要注重内涵式发展，就必须夯实学养、做好学术、注重学理、涵养学科，就要从文献、背景、问题、方法、观点、论证、创新、逻辑、表述、规范等方面推进学术研究。于是，就要广泛且系统读经典著作，了解国内外学术发展前沿，能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对话。二是要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主体性理论与中国理论范式增砖添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建构性学术”提到日程，为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打好坚实基础。
三是既要像马克思那样，能在书房静下心来系统研读经典文献，也能走出书房走向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理论逻辑，还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性”彰显出来。四是避免浮躁，沉下心来，真正把学术研究当作使命、当作事业、当作情怀。就此而言，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课教师一定要走出某种浮躁，即表面看轰轰烈烈，实际看效果甚微。虽然这样做难度较大，但正因难度大，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理论中国”课程，力求打造构建中国理论、培育中国范式重要平台
自去年以来，已在上海大学“理论中国·名师讲坛”做客过的嘉宾，从上自下由左到右分别为：王立胜、陈学明、吴晓明、商志晓、欧阳康、颜晓峰、王炳林、徐俊忠、鲁品越、孙伟平
文汇报：任务之三，生产大家和培养学术队伍后，需要搭建一些特色鲜明的传播平台。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在上海大学设立的“理论中国”课程上，您作为学术指导专家，如何把平台特色做强做大？同时让未来的知识精英们听得心悦臣服？
韩庆祥：学术平台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与上海大学构建的“理论中国”课程，就是力求打造构建中国理论、培育中国范式的一个重要平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高立伟教授主要负责此事，在积极推进课程具体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疫情期间，已经扩展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诸多师生精神聚会之地。要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强并具有亮点，得到大家认同，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主题鲜明且一以贯之。“理论中国”课程的主题及其目的，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主体性理论，构建中国范式。这一点要始终坚持。第二，需要国内外学术理论大家支持，力求做成一个“品牌”。目前邀请的都是国内一流的学术理论大家，倡导他们围绕主题进行演讲，力求讲得有深度有创新有影响，如陈学明、吴晓明、欧阳康、鲁品越、颜晓峰、王炳林、徐俊忠、王立胜、汪信砚、商志晓、孙伟平等。时机成熟，我们会邀请国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专家来演讲。
第三，突出演讲的学术性和建构性，力求使其成为我国理论界“构建中国理论”的一个重要平台。第四，把政治、学术和大众有机统一起来。讲政治是首要的，同时注重学术理论建构，也要让大家听得懂、愿意听，具有亲和力。
基础扎实后，拟设计与西方马理论者对话、研讨，出“学术外译”
文汇报：任务之四，中国话语建立，既然冠以国别，就有一个接受主体的相对化问题。如果要让中国学界、知识界充满自信，那么，这样的话语在对外传播上，应当如何加以策略性地传播，使更多他国民众乐意听？也就是“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您和团队是否有系统的顶层设计？
韩庆祥：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设计。具体体现为：第一步，真正构建起“中国理论”“中国范式”。这是基础，也是根本，但需要过程。第二步，将来邀请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注重中国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注重提出融通中外的学理性话语，注重中西文化文明与思想理论交流。因为中国理论的学术创新不是独白。第三步，注重与构架“中国理论”相关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外译”。第四步，共同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围绕我们设置的的主题、议题进行中外对话，并阐释好中国理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
文汇报：任务之五，在中国知识、中国理论生产上要不断深化。去年年底，您当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连接起来。至今理论界做了诸多理论阐释。
前不久，您在《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发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长文。作为研究会会长，您是否考虑在世界学术范围内，确立这样的学术话语权？不少案例提供的经验表明，话语权的树立要从知识精英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学术研究要在学术框架掌握话语权，我们应该如何开拓和其他关联资源的对话？
韩庆祥：政治精英的话语权很重要，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也重要。政治精英的话语权很重要，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也重要。
我的学术研究体会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中国理论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标识性符号，这也是一个正在生成的重大命题。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要从牢固坚守、反思现代、与时俱进、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统一，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在赓续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演进逻辑，研究“两个大局”、当代中国和世界交融互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总是与“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紧密相关的，后二者是立足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抓住21世纪带有总体性、时代性、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样本”，为解释当今世界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提供了科学理论体系。
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掌握解释21世纪世界理论话语权的关键。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整个世界正在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方案，新时代的中国具有更多应对世界变局的优势和能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能为21世纪世界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光辉前景，对此，我们应坚定自信。
理论强有力传播同时，注重大众化维度，使之走入人的心灵世界
在对内传播上，也要采取有效策略。据我观察，在我国确实存在这样的相对不对称，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系统内的学者之主体性越来越强，但一些民众还没有达到完全同步的接受心态。虽然列宁说过，思想和理论武装需要“灌输”，但在主体意识觉醒的当下，仅依靠自上而下的传播、教育等，而不注重民众所需所求，一定意义上会影响理论的生命力，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两张皮”。
我们在注重理论传播时，也要注重其大众化维度，即理论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走入大众的心灵世界。我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关切大众利益、关注大众生活、运用大众话语、契合大众心灵、诉诸大众实践、解决大众难题、尊重大众情感。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就能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入大众的心灵世界。
文汇报：谢谢您所作努力并接受采访，让我们对建构中国知识、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理论工作的队伍、现状有了既全面又具象的认识。期待更多的努力能助推中国软实力，让中国话语权与中国奇迹一样为世界增加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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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庆祥 李念（文汇报高级记者）
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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