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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苏智良聊上个世纪初的上海咖啡馆、于海带你走进当下上海公园，本周第三本关于上海的书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文汇讲堂第88-6期嘉宾）的《上海人解析》，作为上海史研究的领军者，我们听过他很多关于上海和上海人形成的分析，今天选编了他研究的上海近代外侨，感悟一百多年前全球化浪潮中，侨民对开埠后上海的认同与不认同。当年那些将上海当作第二故乡的各国人士，和今天外国人爱上海的理由一样吗？
《上海人解析》，熊月之著，责编储德天，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定价59.80元
【正文摘编】
上世纪前后，这些外侨为何自称“Shanghailander”
侨民是全球化过程中因人口远距离移动、长时间居留而出现的普遍现象。近代上海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先行城市，也是吸纳外国侨民最多的城市，1895年超过5000人，1905年超过1万人，1915年超过2万人，1925年超过3万人，1931年超过6万人，此后几年保持在六七万人之间。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日本人涌来，上海外侨总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高峰，超过15万人。上海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58个，1910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等。1915年以后，日本人最多。他们对上海的认同各人各阶段不尽相同。
欧美白人认同路径是自成社区，对中国人了解片面、肤浅
欧美侨民并不是囫囵一团，而是各有区隔。在日常交往中，各类外侨自成社群，各国的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聚会场所。还有一些专业性的总会，如斜桥总会（英国乡村俱乐部）、美国乡下总会、跑马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等。
这些总会功能大同小异，通常能满足外侨的餐饮、娱乐、体育锻炼、阅读、交谊的需要，有的还有住宿设备。总会均实行会员制，其服务对象，多以本国居民为主，兼收其他侨民。各总会均定有一定规则，规定入会人的资格、入会方法、收费标准、会员权利和义务等。
最多时也不超过（上海总人口）5％的欧美白人采取的认同路径或认同策略是自成社群或社区。欧美白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中国人在社交方面几乎不相往来。他们尽可能保持与华人的距离；西人尽可能在饮食、穿着上与华人区别开来，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拒绝穿中式衣服，而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着中式服装，往往会遭到其同胞的蔑视。
为了显示欧美人高华人一等，租界在食品卫生管理方面也有所区别体现。租界早期，英侨为了避免其子女受中国仆佣和中文环境的影响，通常将他们送回英国读书。后来，英侨在租界开办全英式学校，教材、教师、教学语言、校规全是英式的。其学校庆祝英国的节日，不习汉语，不过中国节日。英侨要求自己的子女首先得做一个道地的英国人，然后才是上海的英国人。
在上海租界，欧美人无论在商业还是社会上，都很少在平等的条件下接触中国人。这样，他们对中国人的了解便很片面与肤浅。
2018年12月3日，上海外国侨民博物馆开馆
开埠50年庆，外侨写信给《新闻报》称勿要叫他外国人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逐渐成为远东大城市，市政设施、生活环境都有很大改善，各色人才发展的机会大为增多，来到上海的外侨的素质也较以前为高。
1886年，《纽约时报》曾以很大篇幅介绍欧美人在上海安全、有序、安逸、舒适、体面的生活：这里警察制度完善，警力充足；消防系统良好，社会井然有序；“这里有很好的下水道，有清洁的供水系统和完善的照明系统，个人财产也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人们没有失窃和失火之苦，居民们可以在路况极好的街道上舒适地行走”。
对于以上海作为长久居留地的外侨来说，上海是他们的第二故乡。1893年，外侨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专为这次活动而作的《庆典之歌》，就刻意突出租界是外侨家园的主题，其中写道：“维吾家园，立此东方，江水滔滔，翻滚冲荡。五十寒暑，转瞬已过，冬冷夏热，秋云春阳。”歌词强调，欧洲的祖国，上海的租界，都是侨民的家园，“西家东园，共祝心香”。
一些寓沪多年的西方人，按照其自15世纪以来形成的殖民传统，落地生根，已经把自己当成上海居民，自称Shanghailander，直译是“上海人”，而不愿意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庆典期间，有寓沪西人致信《新闻报》馆，就自己仍被中国人称为“外国人”一事进行讨论，认为自己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贡献甚大，不应该再被视为外国人：
吾见中国人见我俱呼“外国人”，然吾在中国已二十余年矣。虽人皆以吾为外国人，而吾则相交已久，觉与本国无异。且吾知中国圣人曾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语，故我西人之在中国者，应与中国人和好如兄弟一般。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呼吾为外国人”，言外之意是“我并非外国人。《新闻报》就此发表文章，表示上海已经中外一家，和睦相处，这是开埠50周年时上海外侨对上海城市高度认同的标志。
1893年，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约4700人，其中英国人最多，近两千；葡萄牙人其次，600多；其后是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各二三百人不等。这些人在上海，政治上有治外法权保护，多有丰厚的收入、舒适的住宅、稳定的生活，他们对上海自然感觉不错。
外国侨民聚会照
占据较多的还有三类外侨：俄罗斯人、犹太人、日本人
近代外侨对于上海城市的认同，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上述欧美白人（包括英、美、法、 德）为一种类型，俄罗斯人、犹太人与日本人则属于另外三种类型。
上海俄侨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人数众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俄国贵族抵沪。1936年上海有俄侨2.1万人，远远超过英、美、法、德等国。英国在沪侨民最多的年份，也没有超过万人。二是难民为主。上海俄侨多为因战乱而逃至上海的难民。1924年，上海失业俄人靠赈济与赈济津贴为生者就有3350人，包括旧俄海军人员、白军，及旧俄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士官武备学校学员、其他难民。三是杂处华人之中。俄侨散处在上海华人之中，与华人共处一弄一楼，与华人社会有较为广泛的接触。相当多俄侨从事的职业与华人有密切关系，比如服装、饮食、钟表和珠宝首饰业。四是文化水准较高，艺术人才突出。1920年代以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中60%是俄国人。1926年成立的法租界公董局管乐队大部分是俄国人。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扎哈罗夫、托姆斯卡娅等俄侨专业音乐人员担任教员，其外籍学生几乎全是俄国人。
犹太人移居上海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1938年以后人口突增，1938年6月上海为1.4万人，最多时高达2万人。相当部分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百老汇路一带。
上海日本人大部分居住在虹口一带，在这里建东洋式两层半小洋房，开日本商店、学校、医院、旅馆，出日文报纸，吃日本料理，设日本公园、神社等。这一带因此被称为“小东京”或“东洋街”。
从总体上说，俄侨对上海的认同是分散型的，犹太人对上海的认同是感恩型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同区域性最强，社群与居留空间高度重合。
傅兰雅：在上海成名，回国后捐赠了上海盲童学校，派儿子来沪管理
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时常会受到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
最突出的是傅兰雅。
1915年，已经退休的傅兰雅，在美国家中接待来访的上海人黄炎培，说了一番颇为动情的话：“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傅兰雅1861年来华，先后在香港、北京教书，1865年到上海，直到1896年去美国。他在上海译书、教书、办报，从事各种文化活动，与上海各界人士有广泛接触。他的事业起步在上海，成功在上海。离开上海以后，担任美国加州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所教内容，仍是他在上海事业的继续。所以，他感激上海，热爱上海。
1911年，他捐银6万两，创建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盲童学校。为了开展中国的盲童教育，他特地编写了《教育瞽人理法论》一书，介绍欧美等国盲人教育情况，盲文及其学习方法，以及预防、医治幼儿眼病的知识。为了帮助上海的盲人教育，他命儿子傅步兰在美国学习 盲童教育，然后将他派到上海。傅步兰后来担任上海盲童学校校长。傅兰雅也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鼎力相助。
英国人傅兰雅编写了《教育瞽人理法论》
与傅兰雅类似的人物还可以举出一长串：雒魏林创办仁济医院，将西医引入上海，救死扶伤，厥功甚伟；晁德莅创办徐汇公学，培育马相伯、马建忠、李问渔等众多人才；范约翰在上海执教数十年，致力于平民子女教育，成立人力车夫会，以增进人力车夫福利；海淑德创办中西女塾，将毕生心血献给了上海女子教育事业；担文律师在上海执业长达40年，坚持为华人打官司，仗义执言，在华人社会有崇高声誉；鲍威尔主编《密勒氏评论报》，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名卓著，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而致残；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生活工作30多年，结识鲁迅、郭沫若等大批中国文化人士，掩 护过鲁迅、郭沫若、周建人，营救过许广平、夏丏尊、章锡琛等人脱离险境。
哈同娶中法混血妻子：多次捐赠救灾，设立学校，请康有为等研学
此外，还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对上海城市、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比较高，这就是与华人有跨种族婚姻关系的外侨。最典型的是两个人：哈同与卜舫济。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49-1931)是上海著名犹太富商，1886年与中、法混血女子罗迦陵结婚。哈同以善于经营房地产出名。另一方面———也是今人较少说起而民国时期上海人时常会说起的一面，他是个大慈善家。他多次开放哈同花园，为各地水灾募捐，也多次捐献现款，在不同时期为救济灾民捐款达数百万美元。他在哈同花园里设立仓圣明智大学、仓圣明智女学，另外创办四所小学，在杭州建立一所小学，提供全部经费，并聘请康有为、陈三立、王国维等人来哈同花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收养了很多孤儿作为养子、养女。他去世前嘱咐，死后要举行佛教和犹太教两种宗教仪式。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认同。
哈同去世以后，《字林西报》刊登的讣告这样写道：“他的天赋、他在金融上的成就和其他方面，都将被永远铭记。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如此之久，这里亦已成为他的家园。”
卜舫济与牧师女儿成婚：对中国文化有精到点评，批评中显爱
卜舫济（F.L.Hawks Pott,1864-1947)是美国人，18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进入美国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1885年来到上海。为了掌握汉语和了解中国民风习俗，他只身前往上海近郊嘉定，住进农家，他着长袍马褂，蓄长辫，按照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1888年，他与圣公会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女儿黄素娥结婚。
卜舫济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精到的认知与评价，他认为，中国文化尊崇道德，关注品行，相当伟大；仁爱在中国社会关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它自身弱点，即由于强有力的家族和宗族制度的作用，人们主要施善于自己家族或宗族的人，而对外人漠不关心。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偏重训练记忆力而缺乏思维训练，过分专注于经书，也导致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科学的一无所知；中国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要注意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那种“把重点放在工艺性和功利性的课程上，忽视哲学和文化学科的研究，走向世俗主义”的教育，未必就是一种好的教育。为此，他提出警示：在中国存在着一味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忽视保存自己古老文化优良成分的危险，新旧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这些看法，即使放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卜舫济在民国时期就能有此高识，不能不归结于他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
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左)与美国人卜舫济
谜一样的雷士德：节俭一生，财富仅次于哈同，全部赠予上海
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有时候表现出很强的主观性，或曰个性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雷士德为英国人，1867年来沪，先做建筑师，后来经商致富，成为上海地产大户。他在南京路上占有的地产总值，1924-1933年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哈同，总资产超过1400万两白银。他长期居住在英侨总会的单身宿舍里；上下班坚持搭乘电车或安步当车。他终身未娶，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据说多年不曾买过一条领带或一件衬衫。
他去世前，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将所有遗产留在上海，其中少量遗产赠予个人。根据他的遗嘱，接受赠款的单位有虹口华德路圣路加医院、忆定盘路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穷苦小姊妹会、虹口黄包车夫会、南市穷苦精神病院。雷士德奖学金面向在上海就学的所有国籍、无论宗教信仰的１４岁以下的男女学生。他捐助、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贫病 幼弱群体。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名闻遐迩。他热爱中国，热爱上海。他在遗嘱中深情地写道：“在将近六十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处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雷士德如此做，一定有其特别的精神因素，但至今还是个谜，我们对他知道得太少太少。
海纳百川，上海人口如此，文化亦然，上海历史文脉中本来就有外侨这一分支，只是我们以往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李念选编自《上海人解析·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原文1.4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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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
2015年，熊月之做客第88-6期文汇讲堂《全球化视野下的百年上海》
【责编感言】
如今的上海已是国际化大都市，闹市区的街头外国人频频，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友人。回顾当年外侨在沪的认同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改进从政府到民间各层级的工作，向他们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这也是命运共同体最基础和坚实的一步。上海应该一如既往地走在前列。（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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