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4日,章百家教授在人大重阳讲座后和师生交流。
【导读】日前,著名中国外交史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应邀做客中国人民大学“人大重阳系列讲座161期?对话名家”,主讲《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经本人授权后现分三期分享。上期刊发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中期论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演进。本期将分享21世纪中国面对的新挑战。
三、21世纪中国外交面对的新挑战
毫无疑问,21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在世界出现某种动荡或转变之际,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大势对于一国的外交应对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我想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
(一)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
看点:较长时间的外部环境趋紧是新兴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其原因是全球化进程出现曲折,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与一些国家产生结构性矛盾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也前所未有地复杂。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必然会有所变化。日本防务学院的一个军官说,日本不会仅根据中国自己的说法来评判中国,而是根据中国所拥有的能力加以评判。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就增加了。2000年后、特别是2010年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但“海湾战争”、此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伊战争,使得美国无法集中精力大幅调整对华越政策。事实上,外部对中国的质疑和担忧是在不断上升的,尤其是2010年以后,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重点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可以说,外部环境趋紧阶段是新兴大国成长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中国来说,这种趋势起自20世纪90年代,仍将持续较长时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世界仍处于两极格局解体后的过渡阶段,冷战完结后国际秩序始终不稳定。尽管许多国家都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新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出现的曲折,使得国际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波全球化以高科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导,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产业链的快速转移、金融风险加大;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加剧;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口跨国流动在一些地区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世界就有失序的危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模式分析
(2)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内部矛盾和压力增大;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外部压力也在增大。结构性矛盾一旦形成,要消除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认真处理,也需要时间。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较好,除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外,双方经济实力也相差悬殊,可以形成互补,两国也较易建立互信。但当中国发展到一定水平,可进行互补的范围就缩小了,竞争难以避免。在全球化背景下,因为各国面临的问题趋同,难以通过交换的形式解决各自问题,这就使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过去大相径庭。结构性矛盾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类似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较好,但也存在竞争和矛盾。中国的产业链是最全面的,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例如,开罗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市场,非常值得前往观光游览。但当地的导游不建议中国人在此购物,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义乌生产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已经摧垮了一些国家传统的手工业。从短期看,中国可能是获益方,但从长期看,如对这一问题不重视,不设法解决,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必然受到负面影响。
(3)在内外矛盾叠加以及高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外互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处于相对敏感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影响世界、贯彻自己意图的能力和意志增强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高度关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交动向,不断评估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预为应对。互动加速可能有利于合作,也可能增加对抗的风险。
(二)中国实际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变量——改变思维方式、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
看点: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看中国,知己知彼,清醒认识从新兴大国到成熟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有正确的战略和足够的定力,还要有周密细致的外交操作。
客观地看,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中外互动的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后国内,先分析外部形势再确定自己的政策,看一步,走一步;现在,世界各国在判断形势时,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有所调整或改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还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瞰中国;如此,才能对全球形势和自身地位做出客观评估。同时,制订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能准确预估外部世界对我国内部变化和外部行为的反应,多看几步,多做几手准备,谋定而动。
(2)清醒认识中国从新兴大国到成熟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还未完成,中国的国家统一还未实现,中国需要时间来积累大国博弈的经验。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中国的体量巨大,必须扭转现在贫富差距过大的局而,未来只要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能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就很不简单,其余也要在发展中国家的上部。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的地缘条件不同于其他大国,中国是一个“四面八方国家”,即四周均被邻国围绕,是世界上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这一地缘条件决定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扩张性的国家。“内圣而外王”是中国的一条历史经验,关键是要把自己治理好,对外就会有影响、有威望。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中国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没有盟国;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独特性。上述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必然具有特殊性。
从地图上看,中国周围分布着许多邻国
(3)中国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必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分别长远与现实,尤其要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世界已进入多方博弈的新阶段,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方式展开。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多种不同局面的准备,既要力争可能的最好,又要有底线思维;不仅要有正确的战略和足够的定力,还要有周密细致的外交操作,切忌粗糙。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政策弹性,当出现困难局面时要为转圜留有余地。
(三)面向未来的视野与观念
看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机会,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外交实力的考验,也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我国的外交战略作了新的论述,其要点是:(1)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2)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5)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6)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7)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8)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这八点基本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最具新意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实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表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一带一路”现在强调“合作共建”。中国农村改革有一条重要经验:“要想富先修路”。落后地区只有改善交通,才能与外部世界交流,才能获得发展机会。而“一带一路”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各参与国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件事仅靠中国不行,一定要相关国家合作共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首先是管控热点、危机与分歧。首先要稳住阵脚,防止世界失序。
(四)中国需要着重思考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看点: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中国外交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解决中外矛盾,实现和平发展。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以平和对等的心态与世界交往。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会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间会有博弈。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过去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为此,我最后想提出几个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探讨:
(1)新中国七十年外交实践所形成的政策和观念中,有哪些可称为特色,需要继承和发扬?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外交怎样才能与以往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划清界限?这是两个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总会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要以本国的传统和实践为基础。同时,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那就必须与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划清界限。如此,中国外交才能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内涵
(2)崛起的中国如何准确定位自身?如何化解体制的特殊性和巨大的经济体量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的冲击?这是我们当前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深化改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国内一些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不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经济体量也接近甚至不亚于一些大国。要维护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实现和平发展,就需要妥善解决由此带来的中外矛盾与分歧。
(3)如何求同存异,根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对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进行提炼,并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命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作基础,也需要一套制度安排,尽管它的形成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如何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防止自负的大国主义?首先是要摆脱历史悲情。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以1840年以后落后挨打和大国地位的跌落为背景的,中国人由此形成一种历史悲情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摆脱出来的时刻。国民心态关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已经70年了,应该能够以一种平和、对等的心态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完)
整编:李念、金梦
照片:现场为王鹏提供,其余网络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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