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
编者按: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于北京召开(8月13日到20日)前后,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同时欢迎参与我们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昨日很多读者争相“阅读”张世英先生,他近百岁的人生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张先生耄耋年后的原创哲学“万有相通”是否有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仙女下凡”之感?今天,我们来认识智慧而美丽的女哲学家。
在伦理中寻求人的相同性,减少价值冲突
文/王寅丽(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伊约娜·库苏拉蒂(Ioanna Ku?uradi),土耳其马尔提普大学教授,土耳其哲学协会主席,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席。
访谈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寅丽,以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4—5月
许是有着人类哲学摇篮之称的希腊的血缘,出生于土耳其的当代著名哲学家伊约娜·库苏拉蒂的人生华章都与哲学密不可分,每次邮件往来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缜密、活跃的思维,回答问题多半会从概念澄清入手,因而大家亲切地尊称这位81岁的马尔提普大学教授为“哲学祖母”。
她几乎见证了世界哲学这30年来的点滴变化。在1948年成立的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中,库苏拉蒂担任了十年的秘书长,因为工作出色继而被推选为1998年至2003年的主席。主席任期内,她成为FISP支持的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席,那年首次从欧美移入亚洲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大会获得好评,她也因此成为FISP荣誉主席。形象而言,坊间会称FISP是国际哲学学术界的“众议院”,那么以个人学术水准衡量的国际哲学学院(IIP)则是“参议院”,2014至2017年,因人权研究而闻名的库苏拉蒂被选为IIP主席。
在土耳其学术界,她更是闻名遐迩。自1979年,她就是土耳其哲学学会主席。1969年,获得伊斯坦布尔大学哲学博士之后的第五年,库苏拉蒂在海塞台普(Hacettepe)大学创立了土耳其的第三个高校哲学系。库苏拉蒂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舍勒哲学中“人”的概念,由此从哲学人道主义和伦理学出发引向了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成为国际著名的人权哲学家。1981年她将人权教育设为海塞台普大学的必修课,1994年当选为土耳其新成立的人权高级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她领导下,委员会将人权课程引入小学和中学教育。
2015年9月,库苏拉蒂率IIP近30名院士来北大召开为期三天的年度研讨会“人的维度”,期间她接受记者采访时风趣地说了一句:“别忘了苏格拉底就是来自大众的哲学家,即便分析哲学精湛的推理、论证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人的服务。我研究的人权也不是法律概念,而是哲学层面的。”于是,采访话题就从人的哲理开始。
库苏拉蒂在北大召开的IIP2015年年会上
【哲学之缘与轨迹】
文汇:您曾翻译过康德的不少著作,从研究叔本华、尼采开始继而转到人权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您是如何走上哲学道路的?您在少女时代,是否也像苏菲一样,接到了陌生的来信,从而掀开了“好奇”的一生?
走向哲学:好奇于“为何同一事物却有不同评价”
库苏拉蒂:我在高中时代就注意到,人们对相同的事物会做出迥异的评价,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活动或一项法律,人们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许多冲突由此而生。对此的不解和反抗让我走上哲学道路,后来提出了我的评价理论,即在“价值推定”、“价值归属”和“正当评价”之间做出区分,并对其中每项活动进行分析。此刻回顾过往的岁月,我发现促使我研究哲学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评价”的事实。另外,十四五岁时阅读柏拉图的《申辩篇》,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
阅读柏拉图的《申辩篇》对库苏拉蒂是重要的激励
哲学在土耳其:走出大学围墙,服务儿童到成人
文汇:您是土耳其哲学协会会长,哲学在土耳其是否受欢迎?
库苏拉蒂:在过去的60年中,哲学和哲学教育在土耳其得到了充分发展。1950年代末,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哲学系,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另一个在安卡拉大学,1969年我在海塞台普大学建立了第三个哲学系。目前,土耳其185所大学中设有64个哲学系。
当1974年成立土耳其哲学学会时,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哲学“走出大学围墙”,即为知识大众提供哲学活动,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哲学活动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在较小的城市,也有一些群体,如商业团体、律师、医生,他们也希望有哲学课程。我们与各区市政府当局合作,努力满足这些要求。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的哲学学会为儿童提供哲学课程和开发项目。还以“法律工作者的道德和人权”为题,为法学学生组织关于法律哲学问题的暑期学校。
“伦理学”20年复兴:我视其为提供价值知识的一门学科
文汇:自从1971年出版了《人与价值》,1977年出版了《伦理学》之后,伦理学是您哲学研究一直关注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伦理学与世界问题》,请问您是如何把伦理学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伦理学》(1977),该书出版后,伦理学成为库苏拉蒂一直关注的主题
库苏拉蒂:“伦理学”在过去十五年或二十年里成了一个流行词,诸多因素造成了世人对“伦理学”兴趣的复兴,由此产生了各种“专门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但并非“哲学伦理学”。我想区分“伦理学”在当前讨论中的至少三种主要含义:1)在有些语境下,伦理学指现存的规范体系,有的是在特定群体中有效的道德规范,有的是广泛传播的生活准则,有的是特定的文化规范,他们构成了认识论上不同的规范。2)在另一些语境下是指成文的规范体系或准则,这些规范要么是从现存的规范中挑选出来的,要么是为了特定目的演绎出来的,是所有相关的人一致同意并通过适当程序生效的,例如所有的“专门伦理学”。3)我更愿意用“伦理学”来指一门哲学学科,作为哲学学科,它把人类的伦理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提出伦理价值的知识,这种伦理价值知识不仅是发展和应用任何道德准则的必要条件,也用于评价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将价值视为一种人类关系,或可避免“价值危机”
文汇:当代许多人主张,任何道德规范或准则都是某种社会建构,从而可以被修正,但这样的观点不免使我们陷入所谓的“价值冲突”或“价值危机”。您如何伦理知识如何能够避免陷入相对主义?
库苏拉蒂:有一种广泛的假定,认为道德行动是规范决定下的行动,所以只要一个人在给定形势下不是根据他或她的利益冲动行事,而是根据他所属文化中有效的规范行事,其行为就是道德的。这种看法是错的,而且在一个人面对规范冲突的情况下,错误就更明显。为此我要把我自己的观点限制在两种规范上:一种是那些在不同历史处境下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规范,一种是根据人类价值的知识,借助归谬法从不同情境的比较中推演出来的规范,前者会引起所谓的“价值危机”或“文化冲突”,后者的目标不是提出或证成伦理准则,而是澄清作为一种人类现象的人类关系,提出可证实或证伪的知识,表明依据不同种类的知识,采取“正确”或“有价值”行动的可能性。
年轻时的库苏拉蒂
认识“人权”:在伦理关系的框架中理解人的“相同性”
文汇:您是从价值知识的进路来研究人权的,这两者是怎样联系的?
库苏拉蒂:评价(evaluation)活动通常以“价值推定”(value imputations)和“价值归属”(value ascriptions)两种方式进行,前者是根据对评价者有效的一个普遍价值来“推定”个体对象的价值,后者是从对象与评价者的特定联系出发,来把价值归属于这个对象。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能真正让评价者把握所评价对象的价值。因此我着手分析“正当评价”(right evaluation)的要素或步骤,我认识到必须在一个“伦理关系”的框架中来定义价值。在此框架中,正当评价遵循三个步骤:一是尽可能细致地理解评价行为——它背后的评定标准、伴随的价值经验以及行为的意图和目标等。第二步是了解评价行为在做出或无法做出的条件下关涉其他活动的可能性特征。进而第三步是确定行为的伦理价值,而要真正把握行为的伦理价值,就要将前述可能性关联到人的价值,即构成人的特殊性、品格和成就的潜能。因此,行为的伦理评价依赖于人这个物种的意涵,而处在一种伦理关系中的行为的另一要素则是评价者,那个做评价的人的经验,所以对价值活动的分析最终把我引向人的价值。
“正当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它预设了评价者方面的不同知识,同时也要考虑评价对象的特性。在行动的案例中,对行动做评估的人要理解为什么行动者要实施这项行动,他的理由或原因,“为什么”也包括他(她)的价值经验,信念和世界观等。随后这项行动还要与相同处境下的其他可能行动比较。进一步还需要认识这项行动的伦理价值——它是对或错,重要的或微不足道的。行动的伦理特性就关联到了人的价值,这个行动对人类的意义。例如,关于潜能的认识是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认识,也是那些实现了其潜能的成就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人类而言的意涵的认识,这些比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假设性或条件性的知识,即在此条件下人们通常能实现他们的潜能。
2004年,库苏拉蒂在瑞士巴塞尔的健康权大会上发言
人权是对待个人的伦理规范,但人权也是行动的原则。例如,当它在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文书中被消极地被表述为,“没有人应当遭受酷刑和虐待”时,意味着谁也不能虐待人。在此我把人权和行动联系起来,从而和行动的评价问题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待人权,影响深远,特别是影响人权教育。你要教人们如何做出正当评价,提供人权概念的知识,即人权在实践上有何要求和为何如此要求,当然最重要的人权教育是帮助人们理解所有人在人的地位和身份上的“相同性”,这是人权的基础。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在一篇对您的访谈中,您被描述为“在土耳其难以解决的政治动荡中历时最长的幸存者”,哪些现实经验促使您走上人权研究的道路?
现实中的价值冲突和政治动荡促我探究人权概念
库苏拉蒂:我在早期经历过两个巨大的绊脚石,对它们的反抗促成了我对哲学的理解。一个是价值相对主义的挑战,我说过,我早年发现在几乎任何事情上,人们都有相互冲突的评价,造成许多无谓的冲突。这促使我从哲学上反思“评价”活动,我认为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价值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这一事实。
对我来说,土耳其难以解决的政治动荡是促使我反抗的另一个巨大绊脚石。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叶开始探究人权概念,1994—1996年我担任“人权高级咨询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我们发表了有关人权问题的报告。由于委员会的出色工作,人权教育被纳入了中学必修课,不过我们的工作并不总能得到政府的采纳。1998—2000年间我任土耳其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我们造访监狱,撰写了多个重要报告,对于消除监狱虐待来说是一个转折点。1998—2005年我作为“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土耳其委员会主席,推广了对于政府公共人员和NGO组织人员的人权教育,我们不仅帮助培训者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而且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人权身份”。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具有保护人权的真诚意愿的关键因素。
库苏拉蒂在土耳其郭克切达(G?k?eada)岛的家中(2012)
人权概念:保护人类潜能,保护发展潜能的条件
文汇:人权是一个含混复杂的概念,您是怎么定义人权的?
库苏拉蒂:人权表达了每个人应当如何被对待和如何对待他人的部分要求,以使每个人都能实现他(她)的人类潜能,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属性。这些属性让人类区别于其他有生命物:例如人生产了面包,发明了电,写了有人会读的《小王子》,提出了平等的理念,表述、生产和传递知识,创立国家这样的建制等。这些特性或潜能构成了“人的价值”或尊严。
人权首先是个人的权利,是每个人平等拥有的,因为他们同样是人,人权要求保护在每个个人身上的人类潜能,创造和保护个人能够实现他们潜能的持久条件。一部分要求是对个人拥有的人类潜能的直接保护,另一部分要求涉及到个人发展他的潜能所必需的一般前提条件。我将人权概念限制在这两种要求内,即第一类的基本权利是个人安全和所谓“基本自由”的禁止性要求(interdictory demands),如个人在实现他的人类潜能的活动中不受阻碍或侵犯的权利;第二类基本权利涉及到发展潜能的一般前提,如生存、受教育、工作的权利,满足健康所需要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第二类也是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或人权,但它们不同于第一类权利之处在于,它们只能通过某个国家给定个人的其他权利,如社会、经济和一些政治权利,来间接地得到保护,并主要通过政治决策所建立的公共机构和组织来进行。因此我又把人权分为直接保护的权利和间接保护的权利。
从知晓价值到实践需要伦理教育
文汇:“人的价值”涉及根本的评价活动,您主张通过认知考察获得伦理知识,我同意这一点。但即使人们获得了一些伦理知识和价值序列,他们如何对此有信念而愿意照着做,在面对价值冲突的时候甚至为之做出妥协和牺牲呢?因为有知识并不意味着有对知识的信念和承诺。是否每个人对人权的知识还需要藉由他们特定的文化传统、乃至宗教信仰来支持和诠释?
库苏拉蒂:当然,如果“有人权知识”的意思是“知道列在国际人权文书上的名目”的话,“有知识”并不意味着有承诺,也不表示那些知道的人会据此行事。但是对于那些有意愿去行动以便保护人的尊严的人,则不能没有这种知识。
2012年土耳其拍摄的库苏拉蒂纪录片《哲学的反叛》海报,左为其1965年获博士学位,右为她热爱的郭克切达(G?k?eada)岛
我认为要在给定条件下保护人权,有三点非常重要:1)有保护人权的真诚意愿。这种意愿可以通过了解我所谓我们的“人类认同”(human identity)来获得,即我们首先都是人,这是在我们是土耳其人、中国人、美国人、肯尼亚人,男人或女人,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或无神论者之前的共同身份。2)有人权和每种人类权利的概念知识,以及我们对于必须去行动的处境的知识。3)知道如何在给定处境下去发现人权对于行动的意涵,而这假定了你知道如何恰当地评价一个处境。
我所谓的“人权的伦理教育”——区别于仅仅教授司法规范的人权教育——能帮助唤醒保护人权的意愿。文化传统和宗教只能让人权教师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些,假定他们也了解文化宗教因素与某些人权重合之处的话。但人权是世俗思想的产物。
文化权利是群体权利,是基本权利下的运用
文汇:您是如何理解人权区别于文化权利,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
库苏拉蒂:人权是个人的权利。参与文化的权利(right to culture),也就是个人有参与“人文化成”活动(如艺术、哲学)的机会和可能性。而所谓的“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是群体或集体的权利。在我的权利分类中,群体权利不是人权或基本权利,而是基本权利在既定情形下的运用。主要是指得不到群体权利,个人权利就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例如少数人说母语的权利。
至于“文化相对主义”,这是一个事实。危险在于人们无视恰当/客观评价,把价值混同于一般价值判断——一个文化对于“好”与“坏”的看法,从而把价值等同于个别价值判断。
库苏拉蒂在河南登封嵩岳寺塔(2015)
世俗主义的词义中就包含了康德意义上的启蒙
文汇:您如何从世俗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论证人权概念?
库苏拉蒂:我们要在两种人道主义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作为社会阶级理论的人道主义,一种是对人类处境的哲学分析,前者作为理论试图解释事实,后者是对更开放、更基本的某种东西的分析。我们要记住解释和分析都是认知活动,都可能以正确或错误的方式进行,其结果也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总是关于人的价值的观点,它是从对人类处境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构成了社会理论或解释的出发点。
我主张“世俗化”(la?cité)是人权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为此我想区分两个不同却相互补充的词la?cité(世俗化)和secularism(世俗主义)。法语中的la?c源于希腊词,意思是俗人,不属于祭司阶层。La?cité的意思因此不仅仅指政教分离,还要求不能以任何宗教和文化规范来决定社会关系制度和公共事务机构。这是一个启蒙理念和现代国家原则。secular在词源上来自拉丁词saecularum, 意思是“时代”、“世代”,在我看来它表达了想要改变、适应时代要求的愿望,在此意义上和“现代化”是同义词。历史地看,“现代”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的结果,即,“当人脱离了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时”,“找到了运用自身理智的勇气,而不需要他人的引导…和首要在宗教事务上的引导”。
1990年代初,库苏拉蒂在巴黎
基于以上思考,世俗化和世俗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世俗概念的消极和积极方面。世俗化表达了何者不应决定国家和公共机构,世俗主义则表达了何者应当决定它们,也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所塑造的观念。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世俗国家”是指它的法律从人权中演绎出来的国家,根据人权来管理的国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发展”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等。这类“发展”目标,与“自由”市场的全球化一起,引导着我们的步伐。
推荐阅读《人权:概念与问题》和《伦理与世界问题》
文汇:您的分析非常清晰而富有学术性,如果年轻学子要尽快熟悉您的理论,您推荐他们看您的哪些书?
库苏拉蒂:我会推荐我的已翻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的书。它们是:《人权:概念与问题》《伦理与世界问题》《人权之战》《时间的哲学》《伦理学》。前三本书通过澄清概念来对付我们时代的问题,《伦理学》和最早出版的《人与价值》(?nsan ve De?erleri)处理的是评价问题,而不是广为谈论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对于懂现代希腊语的读者来说,我推荐我的诗集《幕布背后》(Apo to Parapetasma Piso)。对于懂土耳其语的读者,我也建议他们阅读我的?nsan ve De?erleri、Uluda?Konu?malar?和?natla ve Umutla De?erler Pe?inde。
今后十年:展示与价值、认识论相关的问题,拍纪录片
文汇:您对您今后十年的工作有何规划?
库苏拉蒂:我并没有制定非常严格的计划。有些事情我想做,仅仅是因为我看到有需要。不要忘记我已经81岁了!目前,我希望着手马尔提普大学的人权博士课程,该课程的核心是哲学和道德,这将是土耳其大学的第二个人权博士项目。第一个是我在海塞台普大学做的项目。我想真正做几件事,包括系统地展示与价值问题、人权和认识论有关的问题,是人权研究让我理解了认识论的问题。我还想为广大公众制作几部有关价值观和人权问题的纪录片。
《人权:概念和问题》(2013)、《伦理学与世界问题》(2016)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文汇:您如何看待哲学与当今世界的关系?
哲学是为了让我们用概念清晰思考
库苏拉蒂:哲学作为知识,区别于世界观(Weltanschauung)、生活观(Lebensanschauung)和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它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始终都是重要的。这在“后现代”之后的当前尤为重要。然而,我必须澄清我对“哲学”的理解。当我读到国际文书中使用“哲学信念”这样的表述时,我总是感到不安。如果你不像我一样,把“信念”理解为一种心理感受的话,这个表达究竟是何意?无疑,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信念,可辩护的或不可辩护的信念。相信是一种人类现象。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们与知识混为一谈。
为什么我们需要哲学知识?为了能够清晰地思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使用的术语或概念的内容。下定义,以及我所说的概念化,就是哲学的工作。流行一时的词语,如果每个人在使用流行一时的词语时却不知其究竟指涉何物,那么它们就是空话。用空洞的字眼如何能清晰地思考呢?康德所谓的“悖论”,即一个正确的推理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有时就是这类空洞语词造成的。使用带有心理暗示的空洞语词,就可能造成煽动。阐明这类语词属于哲学家的工作。
对哲学的理解有许多可能性,我这里想强调我所谓的“观念的概念化”,和我所称的“观念在认知层面的可辩护的概化念”(cognitively justifiable conceptualization of ideas),哲学能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概念。当涉及到观念时,概念常常构成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概念在专门使用概念和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的头脑里,必须清楚明晰的原因。
“学以成人”意味着人需要适当的训练和榜样
文汇:您和世界哲学大会有很深的渊源,您是2003年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席,在古老城市伊斯坦布尔围绕着“哲学面对世界问题”的主题,与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家们交换想法,可以说是当代哲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您对本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有何见解?
库苏拉蒂:的确,“学以成人”是对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之物的一种很有意义的表述。我们生来是人,但是成人却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习的事情。即,我们必须成为人,配得上这种资格。为此,我们需要适当的训练和榜样。例如,我们需要我所谓的人权道德教育,以便打击世界各地日益猖獗的暴力行径。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裁军”。二战后“国际社会”议程的项目之一就是裁军。现在没人再提这件事了。
期待北京大会:能观察21世纪前25年内的时代精神
文汇:您担任2003年伊斯坦布尔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在您的领导和辛勤工作下,大会非常成功。您对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有何期待?
库苏拉蒂:世界哲学大会反映了哲学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北京大会让我们有了一个机会来观察21世纪最初25年里的时代精神。我在此次大会中主持一个特别会议并发言,这个特别会议题为“在21世纪第一个25年里看我们的世界”。
库苏拉蒂将在世界哲学大会(北京)上做99个分组会议主席之一
这是在亚洲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哲学大会。你知道第一次是2008年在韩国举办的,当时作为FISP的主席,我坚决地公开支持在韩国举办大会,因为这是我们联合会历史上在亚洲召开的第一个世界大会。我因此被一些哲学家斥责为“有偏私的”,你看,甚至哲学家有时都会混淆概念,例如把公平混同于无偏私。
我很高兴此次大会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召开。大会让参与者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中国同行在做什么,也让中国同行了解其他国家的同行在做什么,假如语言障碍能克服的话。他们也有机会建立起未来合作的新联系。我有很多期待,首先期待的是,在这个暴力业已渗透到我们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时刻,在北京召开的此次大会一方面能提醒世界上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当政者,有必要在现实处境下学以成人,另一方面,也能指明一些可行途径,特别是提醒人们,我们需要在教育中帮助年轻人去学以成人。
期待中国文化:请保持智慧滋养下的归属精神
文汇:请告诉我们您对中国哲学或中华文明的理解。你对中国的哲学和文明有何期待?
库苏拉蒂:不同文明就像河流一样,同样地流动和滋养着人类,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成就都是共有的。给“哲学”前面加上民族的修饰——如中国哲学、土耳其哲学、德国哲学等等——我理解为哲学著作所使用的语言。亚洲哲学、欧洲哲学等等则是告诉我们哲学著作产生的地点。但是如果一个文本是哲学的,即包含了哲学知识,那么它是哪里生产出来的并不重要。当然,生活处境和敏感程度的不同,会让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可能捕捉到和处理哲学问题。
我常去中国,但每次都是短暂停留,所以很难从外部来做判断。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姚介厚教授,30多年前我们在贝尔格拉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相遇。
中国社科院的姚介厚先生多次率队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参与哲学国际交流,著有《当代美国哲学》《柏拉图的〈国家篇〉导读》等
除此之外,中国对我来说还意味着中国人对“归属”的意识。让我讲一个故事作为例子:我曾被邀请参加太湖附近的一个会议。到那儿我得先飞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去那里。当我到达上海时,一位年轻女士和一位年轻男子接待了我,他们俩驾车带我去开会的地方。在路上我得知,年轻女士是那个地区的法官,而那个年轻人是她的助手。他们都想为这个重大活动提供帮助。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法官会这样做。请保持这种精神!我钦佩中国思想家们的智慧,是它滋养了这种精神。我将哲学和智慧区分开来,两者我们都需要,但请不要混淆它们。而且我认为今天这种智慧必须与人权知识结合起来。
就我所见,在人类事业的各个领域,中国都在取得新的突破。我也希望中国可以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稳定”角色。
文汇:谢谢亲爱的库苏拉蒂教授的精彩回答,哲学家都很长寿,希望您工作到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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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巴黎一大J·伯努瓦教授:
*三种法国研究现状的描述:为何我如此不法国化?颓废或平庸时代,坚守传统的开放
*法国有一代学者是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联姻产物,后者在法摆脱了问题碎片化
*撇除相异性幻想,重要的不是将其他文化视为不同,而是寻找自己属于哪一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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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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