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子家的全家福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雨征程,硕果累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这场辉煌的改革始于农村,从 “一大二公”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再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村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跨越,农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亿万农民作为这场改革的践行者、推动者、见证者,他们众志成城,他们砥砺奋进,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前往安徽小岗村,寻找历史轨迹中的一个个亲历者,邀请他们一起,回忆、思考、记录40年波澜壮阔的家国变迁。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家庭:既有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又有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和他的家人,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故事。
现在的小岗村,遍地都是两层新房(赵征南摄)
“老金子脑子活络”
1978年,35岁的严金昌首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
3月初,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严金昌的家里又添了新丁——他的第六个孩子严德全在寒夜中出生。
一间草房里,就只有两张床,两条被子,严金昌和妻子带着严德全盖一条,其他五个孩子挤一条。屋外寒风呼啸,屋内冻得发抖的严金昌唯有期盼秋天有个好收成。
“那时候哪有牛奶。听大人讲,我出生后连喝顿面糊都不容易。”步入不惑之年的严德全如今开着一家名叫“小岗庄园”的农家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如今,40年过去了,小岗村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农村:由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牌楼之后,笔直的主干道友谊大道通向村中,绿树掩映下,一幢幢白色徽派建筑整齐排列。严德全就住在小岗学校对面,前排一层屋子作店铺,后排两层屋子作住房。
隔壁,是比严德全大两岁的五哥严德双开的“金昌食府”。听这名字就知道,严金昌和老五在一起生活。国庆期间的金昌食府,游客坐满了前屋后院。严德双是饭店大厨,而穿着白衬衫的严金昌也没闲着,一边招呼着食客,一边一路小跑着上菜。
在严金昌的帮衬下,7个孩子中,除了嫁到外地的小女儿严德聪,其他6个孩子都在小岗扎根——老大严德文开饭店;老二严德武开超市;老三严德彪开浴池;老四严德凤有空就去金昌食府帮忙,拿工资。靠着先发优势,小岗村核心的那一排商铺几乎都被他家“垄断”,邻里也都夸“老金子脑子最活络”。
严金昌的一生,如同一部小岗村的编年史。
小时候,由于填不饱肚子,严金昌拉着父母的衣袖出门乞讨。
成了家,有了孩子,他依旧吃不饱。可他“查门楼子”,总有些与众不同。“去溧阳讨饭时,我知道江苏人爱干净,我也没什么好衣服,但从不穿破衣服,至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到了人家门口,不吵不哭不闹,而是微微笑着。就这样,比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讨得多。”严金昌说,有村民调侃他要是不背着袋子、拿着碗,都以为是去走亲戚的。
1978年,小岗村春夏连旱,庄稼地的收成少得可怜,严金昌年初的期盼成了泡影。还要继续讨饭吗?守着庄稼地,却搞不到吃的,究竟是为什么?
同样的疑惑,在饥饿的驱使下,在小岗村蔓延开来。
最终,年底的一个寒夜,经过事先私下相互摸底,小岗村的18位村民在村西头严立华家残破的茅草屋里,聚到一起。
曾经的小岗村,到处只有茅草房
从温饱到富裕曾无比艰难
那天出门前,严金昌心里非常忐忑。他没和妻子说任何话,也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门都没关,就匆匆离开了家。不到100米的路显得极为漫长。严金昌心里一直想:要是谈不拢、分不成田,怎么办?
果然,煤油灯下的会议“火药味十足”。紧张的气氛下,整个屋子的人都使劲抽烟。最终,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冒险在“秘密协议”上按下红手印,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当时的严金昌,根本想不到,只为吃饱饭而签下的这张 “生死契约”,竟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
1979年春节刚过,村民们就扛起锄头、挑着牛粪,拼命地往自家田里跑。尽管分到田地的人死守秘密,但这样的干劲还是泄露了“天机”。邻村村民举报,公社进行批评,一拨拨人来检查,要求小岗村把田地合并回去。那一年,从1月到9月,中央连续出台文件,不许分田单干。
小岗人顶住了。他们铁了心,就是不给种子、化肥,也要种下这一季。从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时任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到万里,到邓小平,这些领导的支持让小岗人唯有感恩。
秋收令人振奋,小岗村粮食总产量由大包干前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从22元跃升为400元。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那一年,老二严德武14岁。
小岗人迎来了第4个丰收年,他们不再担心吃不饱饭,也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换钱。“家里先是花了相当于2000斤粮食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和一辆手推车,然后又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机。”严德武告诉记者,上世纪 80年代末期,靠着几十亩田地,严金昌在分家时给每个儿子都盖了两间瓦房。
严德武也分到了田地,幸福地守在田间地头,准备一辈子做一个踏实本分的农民。但他渐渐发现,在小岗村,农民越来越难做。那时,坚持从事传统农业的小岗村步入“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的阶段。
严德武是小岗村第一批找出路的年轻人。就在自家的平房内,他用300多元本金,开了小岗村第一家小店,卖卤菜、卖农药、卖化肥。可受限于当时较低的消费水平,小店赚不到钱。“赊账太多了。农民得卖了粮食才有钱,一来二去就忘了,很多账至今还赊着。”严德武苦笑。
村子里也有人学起南方的做法,几个人合伙开设工厂,包括电子厂、灯泡厂、酒瓶盖厂……可惜,先后倒闭。
还有不少年轻人嫌种地赚不到钱,外出打工。老五严德双念完初中,不到18岁的年纪,便成为老金子家第一个“打工仔”。严德全紧随其后,同样是念完初中,在19岁时走出小岗村。
“那时年纪小,每天晚上入睡前心里就难受,想家,想得厉害。”严德双说。
除此之外,初入城市的小岗人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难免有些不适,甚至不快。严德双遇到了强买强卖;严德全租房被骗,逛商场时又被告知别人能摸的衣服他不能摸。
农村人是不是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带着满身的倦意,兄弟俩先后回到小岗村。可一年都没待满,对小岗村发展的失望让他们又一次启程。
1979年,刚开始大包干的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从左到右)盘算未来
今年,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从左到右),在村口研究起了智能手机
“老金子,他们都跟我对着干”
真正帮小岗村找到致富出路的,在严金昌的心里,就是沈浩。
2004年,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的到来开启了小岗村改革的“第二春”。
“沈浩一来,便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要发展现代农业、办工业、搞旅游业。可老百姓觉得有的吃就行了,还是要种地。有人说沈浩只是为了镀金,都是瞎吹。”严金昌说。
沈浩先准备修路。当时,友谊大道东边两里多的泥巴路,村民们虽都盼着改成水泥路,但是这涉及征地,嘴上说愿意修,可心里不愿意,怕出地、出钱、出力。沈浩想建厂房。可需要移204座坟,没人相信他能做到;沈浩要搞适度规模经营,村民们就坚持当年冒着风险才分来的土地怎么也不能流转出去,怕土地被收回再也回不来……
严金昌一直是沈浩坚定的支持者。“我从没当过村干部,但我知道,单靠传统的种地,小岗村永远富不起来。”严金昌说,由于自己家离村口不远,沈浩经常来谈心,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老金子,他们都跟我对着干……”有一天夜里,沈浩突然打来电话。
严金昌赶紧跑到沈浩办公室,他看见,沈浩一个人,孤独地在办公室流泪。“有些路直着走不通,你可以绕着走。你做不通,我们就一起想想哪些人能做通,去找那些有威望、能说得上话的人。”严金昌劝说。
转眼间,沈浩3年任期将满。他留下了这样的成绩:修通了道路,建起了住宅小区,盖起了农贸市场,全村的人均收入从2300元增长到5000元。
严金昌这辈子一共按了四次红手印,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次,后三次都是为了沈浩。2006年,严金昌受村民们委派,拿着98户当家人一起按下的红手印,向组织上提出请求,硬是把沈浩留在了小岗村;2009年,小岗村 186户当家人再一次按下红手印,请求留下沈浩。
“2006年,沈浩一开始有顾虑,村民也并非全部按了手印;2009年,沈浩大大咧咧地笑着同意。村民中只要我能找到的,全部愿意按下手印。”严金昌说。
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过度疲劳而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小岗村临时租住的房子里,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手印,请求把沈书记永远留在小岗村。
跨过富裕坎还是要靠改革
对严德双来说,沈浩是令人尊敬的师长。
2008年春节前,在外打工的严德双提前回家,想给孩子一个惊喜。他走到小学门口,以为孩子会满心欢喜地给自己一个拥抱。可孩子不仅没主动抱他,还硬是挣脱了他的怀抱。
严德双在家中给孩子准备了一桌菜,可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回到马路对面的家,一心只想着去村子另外一头——严金昌工作的养猪场找爷爷。“孩子怎么会和我这么疏远,这么下去不行。”这让严德双的心里不是滋味。
这天傍晚,被严德双形容为“每天在我眼前,从村西头跑到东头,挨家挨户找人谈心”的沈浩来了。聊着聊着,天色渐晚。
“家里只有几个馒头。你等会儿,我去弄两个菜。”严德双招呼沈浩在家吃饭。
“没事,有馒头就行。”沈浩已在穿着、语言等方面彻底“小岗化”,和村民心连心。吃饭时,沈浩试探性问道:“小岗准备搞一批农家乐,你菜烧得那么好,在外面当伙计,不如回家当老板。”
看着门外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严德双愿意听从沈浩的建议。让他惊喜的是,第一年,没有亏本,还赚了2万多元。
2009年春节,沈浩又一次来到金昌食府,告诉严德双:“加油干,不要丢小岗人的脸。”
“现在回想这句话,就是讲农家乐要做好品质,价格实惠,不要坑人,否则小岗村的旅游便立不起牌子。”严德双说。
同样在这一年,沈浩走了。沈浩虽然离开了,但他成功唤醒了小岗人身上沉睡多时的改革精神。2015年,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在小岗村颁发,“红本本”实现了土地确权,百姓吃下了定心丸,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后,小岗村制定了 “三年提升计划”。其中,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登记试点改革等13项改革都在此扎实推进。今年2月9日,小岗村进行了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分红,每位村民分得350元,实现了从“户户包田分地”到“人人持股分红”的转变。
严德双现在是村里评选出的18位新带头人的一员,他觉得,要让“农家乐,乐农家”,就得想尽办法帮助老百姓继续增收。每年10万元的利润稳定之后,他想更进一步,将攒的钱拿出来,再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抵押贷款,将饭店扩建为更加标准的农家乐——一楼大厅、二楼包间、三楼住宿。
看着村子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严金昌喜笑颜开: “我们这一代老了,头脑也不如年轻人灵活。小岗要发展,就要留住人,希望都在他们(年轻人)身上,他们头脑活,有办法。只要敢干、敢闯,咱小岗就一定能跨过富裕坎!”
>>>专家访谈
文汇报: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对当时的中国有多么重要?
郑风田:制度层面,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大包干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解放了“一大二公”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束缚。没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改革,农村改革将无从谈起。
精神层面,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大包干是 “大逆不道”的,各界对改革的争论一直存在,在大包干实施中,村民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进行着改革之初的实践;支持改革的干部也甘愿和农民共进退,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使改革冲破重重险阻,获得成功。这种冲破坚冰时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言,激励巨大,贡献巨大。
文汇报:大包干从尝试到获广泛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这个过程能为如今的农村改革提供哪些借鉴?
郑风田: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遇到阻力,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要有坚持下去的决心。很多改革经验,不是在办公室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来自基层源自基层。农民永远是农村改革的力量源泉,他们的实践权威和选择权利理应得到尊重。而且缓缓向上的方式,相对而言阻力较小。
文汇报:大包干精神对当今的农村改革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郑风田:敢为人先依旧是改革的基础。今天,仍有赖于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继续深化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不过,我想说的是,农村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思想上、机制上的禁锢,使改革的步子迈不开。我们必须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打破一切阻挡敢为人先的障碍,多鼓励改革,为敢为人先精神的发扬创造条件。
文汇报:当初,小岗村分田单干,如今,小岗村的部分田地又重新合并。有人说是“改革走了‘回头路’”。还有人说,从小岗展开的家庭承包经营已经过时。对上述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郑风田:以上两个观点明显是错的。
第一,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这根本不是“回头路”,而是土地经营的再创新,没有过去的“分”,便不可能有现在的“合”。“分”之前,农民对土地没什么处置权利,他们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经常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分”之后,土地承包给了每个农户,自己耕种、管理、收获,干多干少不一样,利益机制被打通,更符合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而如今的“合”,则以曾经的“分”为基础,是对当初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否定。即便土地流转,只是经营权流转,承包权始终在农民手中。自己种,还是租出去外出打工,农民可以自主决定,甚至被赋予了更多的财产权利。
第二,家庭承包经营在我国依然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为发展现代农业,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近年来全国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比如种粮大户、规模农场,在土地资产的增值中实现农民致富,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但这并没有改变“土地在农民手中”的现状,也可以看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而且,我国的国情是大国小农,农村人均土地占有量少,但劳动力丰富,超级农场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主流。
文汇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如今,在我国新时代的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还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点?
郑风田:40年前,小岗村的改革让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如今,土地依旧是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我国提出在农民原来享有承包权的基础上,实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农村土地可以流转起来,为未来的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土地流转一定不能牺牲农民利益,不能行政化“一刀切”,明确红线,避免“非粮化”和“非农化”。毕竟,农村土地留在农民手中才是最安全的。
农村是改革开放的稳定器。农村土地、农村劳动力是巨大的 “蓄水池”,农村稳定事关粮食安全,符合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城乡差距较大,农村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振兴乡村,正当其时。
作者:赵征南 图片:除署名外均汪强摄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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