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烂脚病”治疗小组的照料下，崔菊英的病情逐步稳定。 （均本报资料照片）

 

 

 

1936年，日本裕仁天皇下达军令案，批准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这证明，天皇知道并扶持了731部队的扩张。

 

 

 

邵长根，1926年生，浙江金华人。

 

 

 

刘德宏，1912年生，浙江衢州人。

 

本报记者 赵征南

 

70年前的8月15日，东京电台播出了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

 

对中国人民来说，在那场强加而致、长达14年的罪恶战争里，他们几乎经历了人间所有的苦难：家破人亡、烧杀抢掠……即使天上有日本的飞机飞过，也不是让人见识现代科技和文明进步的，而是如死神般投下各种炸弹：不仅有重磅炸弹，还有各种细菌弹：鼠疫、炭疽、鼻疽、霍乱、伤寒、结核……给中国人民带来死亡、邪恶和恐怖。

 

史料记载：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日军首次使用细菌武器。从那之后，以731部队为代表的日军各细菌部队在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作战，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

 

7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中国的百姓依旧遭受着当年细菌战的贻害。大量当初侥幸生还的细菌战受害者，在战后被诸如“烂脚病”等伤害折磨，他们或许终身也无法痊愈。

 

值得警惕的是，二战刚结束，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为得到日本细菌研究的“成果”，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做起了秘密交易。美方不仅隐匿日军的细菌战犯罪事实，还让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细菌战狂魔逃脱历史的审判。根据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证言，日本实施细菌战有着上自天皇、下至各细菌部队的指挥体系，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近日，中国有关研究人员披露了一批包括天皇敕令在内的日军作战命令，更印证了这一点。

 

余毒仍在肆虐，真相定会揭开。

 

“烂脚病”缠绕终身

 

8月的衢州，气温近40℃，空气几乎停止了流动。在黄家街道新铺村一间10平米的旧砖房内，87岁的崔菊英躺在一张小木床上，瘦得令人恐惧。老人抬起胳膊，腋下出现一块巨大的凹陷。

 

看到柯城区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余志斌，老人突然有了精神，双手撑住床板，缓缓起身，借助床沿和唯一的一个柜子，老人来到门口的光亮处坐下，和余医生唠起了家常。老伴早已去世，崔菊英将余志斌看得比亲人还亲。

 

老人行动依旧不便，不过好歹算是重新拥有了一些自理能力。她的双腿缠绕着厚厚的纱布，坚持每天在创面清洗换药后更新，这是从余医生那里学会的。2009年之前，罹患“烂脚病”的崔菊英最多去附近的卫生院买些纱布，涂些消毒水，甚至，为省钱，还将绑过的纱布洗洗再用。

 

“现在，她已经可以自己换药，创面的恶化趋势总算得到了遏制。但她还保持着过去在纱布外绑一层塑料袋的‘坏习惯’。这样做，固然可以阻止脓水流出，殊不知不透气的塑料袋只会对她的病情带来消极作用。我尝试让她改，却没用，不过，这又怎么能怪她？当年被单上到处都是脓水的画面对她的影响太大，一生都有阴影。要怪，只能怪那场该死的细菌战。”余志斌说。

 

据崔菊英回忆，上世纪40年代的一天，她原本埋头种田，忽然发现远处走来几个背着枪、穿着奇怪的日本兵，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她赶紧逃命，躲进附近的草丛里。过了不久，她的双腿大面积溃烂，慢慢地竟出现一个大坑，还散发出阵阵恶臭。从此，这种“烂脚病”每日每夜折磨着她，腿上的脓血止不住地流出来。

 

后来她才知道，那几个日本兵在所到之处都撒下了跳蚤、麦粒、大米等含有炭疽病毒的东西。下田劳作，使得她腿上原有的伤疤受到细菌感染，引起溃烂。她还算幸运，创面较小，有些人双腿“掉了下来”，还有人因此病亡。

 

在柯城区华墅乡三官岭村，80岁的老人朱土文讲述了日军的另外一种细菌战方式：飞机空投。她在放牛时看到日军飞机飞过来，很低很低，扔下来一包包东西，有稻谷、破布等，她没在意，飞机走了继续回到原地放牛。谁知，这些载体上附有大量炭疽细菌。随后，她的右腿大面积腐烂、流脓。这种病痛折磨着朱土文70余年。

 

外科医生万少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朱老换药的场景。2009年4月10日，他上门为老人换药，老人的右腿几乎全部溃烂，蚂蚁苍蝇等在腿部乱飞乱爬，细看竟有一条条细小的蛆虫；人瘦得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发出阵阵呻吟；门外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臭味，亲戚邻居站在远处不愿接近。

 

“第一次看见烂得这么严重的腿病，我几乎无法面对。”万少华说。

 

那年，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成立了以万少华为领队、固定医生12人的“烂脚病”治疗小组。6年多来，这支可能是全国唯一有固定排班表的”烂脚病“治疗小组，奔波在乡间，核实确定了区内39位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烂脚病”老人，为他们建立病历档案、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上门医治换药2000余人次，发放药品2200余人次。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不让病情恶化，这种病至今无法根治！”万少华说，“最近两年，有人将植皮方法引入‘烂脚病’治疗，但能执行手术的条件极为苛刻，对创面整洁度要求非常高，而且后续恢复情况还需跟踪。就我们目前保守治疗的病例来看，无论创面清洁得多干净，‘烂脚病’始终都存在复发的风险，而且原因未明。像崔菊英，2010年创面已经变白，都能看到一点血色，但2年前，不知为何，她的病情突然恶化，直到最近溃烂情况才有所好转。”

 

目前，柯城区的日本细菌战幸存者从39人减为19人。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会继续减少。万少华说：“每年都会发现又走了老人，心里很难受。老人能坚持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很坚强，但很可能，直到生命的末尾，这批细菌战幸存者还是带着终身无法治愈的遗憾离开。”

 

63支细菌部队罪恶滔天

 

上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部队在浙赣地区大面积使用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攻击中国平民，造成各地疫病大流行。战后，衢州展开专项调查，认定5294名有名有姓的中国人死于细菌战。

 

这只是日本在中国及亚太多国进行细菌战的冰山一角。

 

1932年8月，日本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细菌研究室；次年将细菌研究室迁到中国东北，在多地建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新加坡等地成立细菌战部队，包括哈尔滨第731部队、长春第100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北平甲字1855部队、广州波字8604部队和各师团防疫给水部，共63支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

 

1939年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日本首次在对苏的诺门罕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6月中旬，日军将细菌武器和防疫给水器材运往前线，参战队员以防疫给水名义陆续进入战场。7月7日，关东军发布“关作命丙第七十八号”，命令石井四郎亲临前线指挥细菌战。

 

石井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最终战地司令官采取了敢死队到哈拉哈河等水源投撒细菌的方案。投放细菌后，石井四郎通知前线部队要求改用经滤水器过滤后的净水。不过，此次细菌战没能扭转战局，在造成苏军、中国平民伤亡的同时，包括敢死队在内的日军也有1300多人因自己投撒的细菌患病。最终日军战败，石井却受到了嘉奖。1939年10月1日，石井部队收到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份特别嘉奖令；1940年4月29日，石井四郎本人被授予二级旭日勋章，以表彰他在上一年的“非凡贡献”。

 

军国主义的狂热让日军高层丧心病狂地认为，对苏作战的失败是因为武器的差距，在这方面，继续研究并使用细菌武器是消除差距的重要支点，这为日本细菌部队的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细菌战剂的生产方面，日本主要追求能大量生产、成本低、毒力强烈、传染性强、对外界抵抗力强，而又不留下使用痕迹等指标。据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供述，731部队每月可培养伤寒菌800-900千克，炭疽菌600千克，霍乱、副伤寒等细菌各为1千克。事实上，其他细菌部队也在生产细菌战剂。据测算，每3克细菌战剂可以污染8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水源。

 

据《汤普森报告》记载，731部队开展了细菌病原体携带方式的研究，有炸弹携带、炮弹携带、地面撒播和飞机喷洒细菌病原体等几种方式，并在1937年到1942年间生产了1770枚细菌炸弹，共有7种类型。加上《英格利斯报告》中记录的另外三种，731部队至少进行了10种类型细菌炸弹的研究和实验。

 

731部队还采用派出远征队的方式，参与侵略战争，范围遍及我国的内蒙古、山东、浙江、湖南、云南等地以及东南亚各国，其中，仅在常德、义乌、云和、衢州四地就造成15033名有明确姓名、地址等信息的中国人死于日本细菌战。鉴于更多的细菌战重灾区目前还没有开展调查取证，我国军民实际因细菌战死亡的人数远超出已知。

 

天皇扶持实为国家犯罪

 

日前，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对外公布一批曾保存在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军等官方机构的往来公文和命令文件，对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本质、活动范围、战争罪行、战时活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揭露。研究人员主要从中国民间以及日本防卫省、厚生劳动省、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获得了档案影印件。档案形成时间从1929年至1943年。

 

此类档案中有一份与浙江细菌战相关的文件，是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于1940年7月25日颁发的丙第六五九号命令，主要内容是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将奈良部队器材沿铁道输送，准备在浙江作战中实施细菌战。与长春有关的文件有一份，为1940年10月5日关东军丙字第六九九号命令，命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赴长春开展鼠疫流行防治。上述档案最大的关注点是天皇知晓并扶持细菌部队。

 

在战后的伯力审判中，关东军医务处处长梶塚二隆中将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供述：“天皇曾下达敕令组建731部队和100部队。”但战后多数731部队成员和日本社会各界竭力否认，试图掩盖天皇知道并扶持731部队的事实。

 

二战中，为了筹备细菌战，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细菌部队之间经常有大范围的人员交流和调动。1936年9月，日本裕仁天皇下达军令案《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案”。731部队曾以加茂部队、石井部队、哈尔滨奈良部队等为名秘密开展活动，关东军防疫部也是731部队的一个曾用名。

 

实际上，细菌部队获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举国支持。当时，日本陆军军医学校、731部队以及各防疫给水部都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天皇、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大学院校、医学界的支持和配合，体现了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在关于陆军军医学校的档案中，有两份早期文件值得重视：1932年7月5日陆军省批准设立细菌研究室；12月8日，陆军省再次批准经费208989日元用于扩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而一份军事物资调配档案能够说明731部队的规模和扩张情况。1939年12月28日，石井四郎向陆军大臣畑俊六提出购买200辆福特车的申请，这个申请文件由关东军司令部经手，从侧面反映出731部队是关东军司令部的直辖部队，又是在日本陆军省领导之下的部队，可以经过关东军司令部呈报文件。对于申领的福特车，石井四郎明确说明是为了防疫研究和野外实验使用。还有证据表明，1940年之后，731部队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日元。

 

由此可知，日本高层对于细菌部队的建设和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遗憾的是，无论是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还是幕后操纵者裕仁天皇，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秘密的美日细菌战交易

 

二战结束后，只有极少部分日本细菌部队成员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中，1949年，苏联伯力滨海军事法庭判处12名细菌部队俘虏有期徒刑；1956年，中国启动沈阳审判，包括731部队林口162支队长榊原秀夫在内的36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根据统计，仅731部队本部人员便已逾2500人，这么多细菌战凶手如何成功逃脱审判？

 

答案就是美国的庇护。有证据表明，东京审判期间，美日达成秘密交易，731部队头目、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将“研究成果”交给美方，以此为条件换取几乎所有731部队成员免于起诉，也包括他自己。

 

审讯报告揭示细菌战罪行

 

近年来，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多次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调研，取得了美国最新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档案包括美军审讯731部队成员的记录、731部队成员提供的人体实验报告、细菌武器研究报告和医学论文等。

 

根据上述档案，由于国民政府的告知和美方情报人员的调查，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已经了解到日本在浙江和湖南等地实施了细菌战。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就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日本进行细菌战及各种实验的相关情况。

 

第一个调查者是美国德特里克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他于1945年9月到10月间，在东京先后询问了陆军军医学校、日军参谋本部以及除石井四郎之外的多个细菌战部队成员，并完成《桑德斯报告》。该报告发掘了一些731部队的机密：“至少试验了8种用于大规模散播细菌的特殊炸弹，有2000多枚研究最为精密的UJ150炸弹被用于现场实验。采取静态爆破和飞机投弹等方式在平房所做的现场实验，一共使用了将近4000枚炸弹。”报告有详细的实验数据、炸弹型号、野外人体实验的情报信息，从而开启了美军调查细菌战的秘密行动。

 

美国曾购买细菌战数据

 

1946年2月5日，美国细菌战专家汤普森中校前往石井四郎的家中，首次对其问询。《汤普森报告》显示，由于东京审判已开始，石井四郎在对话中既想掩盖犯罪事实免于起诉，又想和美军合作逃脱审判，因此，只承认普通预防医学和野外实验的研究，否认细菌战罪行。他还将对话引导到苏联准备细菌战上，将问题复杂化。

 

汤普森认为石井四郎在隐瞒真相，便在随后追加了多次问讯。石井此后也积极配合，向汤普森提供了《平房工作大纲》，美军至此得到了731部队的人员配置、组织构成、研究范围、规模和进展情况，以及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有关信息。对此，杨彦君的看法是：“石井四郎得到了‘调查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的某种暗示”。同时，汤普森最后的总结有两点让杨彦君很吃惊：“汤普森觉得日本不大可能使用细菌武器，而档案可以证明，美国情报早就获悉衢州、常德细菌战，莫非情报部门是故意不对外披露细菌战情报？第二，他说，日本并不知道美国细菌武器的信息，这等于默认美国也有细菌战计划。”

 

收获石井四郎“大礼包”的，还有后续到来的细菌专家费尔和希尔。费尔获得了石井四郎撰写的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论文、731部队提交的8000个病理切片、700余页的印刷资料，另有炭疽、鼠疫等人体实验数据。

 

希尔在《细菌战调查的总结报告》中写到：“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很大程度补充完善了之前所获得的信息，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提供细菌战机密可免责？

 

对石井四郎这些战后逃回日本的凶手而言，东京审判的结果决定着他们的最终命运。1947年2月7日，苏联检察官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问讯石井四郎等人。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美国军方的来往电文显示：美国国防部表示，“在苏联询问之前，必须指使日本细菌战专家，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在这个方面的问讯情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驻日美军的建议，“其他包括从石井四郎那里获得的报告书等资料，可以通过告知相关日本人以下消息来获得，即相关资料将通过情报渠道进行留存，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来使用”。

 

杨彦君认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上写的是一种技术性表述，等同于以豁免石井四郎等人为条件，达到获取731部队全部实验资料的目的。“石井四郎曾要求美国书面豁免其罪行，但美国考虑那样做可能会给美国政府带来麻烦，所以采用技术性表述。这封电文可以作为美国同石井四郎秘密交易的最终认定文件。”

 

“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细菌研究‘成果’，争夺冷战主动权，在其主导的东京审判中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战争责任，使得石井四郎等日本细菌部队成员免于战犯起诉，从此逍遥法外。美日间的秘密交易，完全没有考虑日本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反伦理和反文明的犯罪行为，对因日军细菌战计划遭受深重苦难的中国、朝鲜、苏联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是极大的不公正。”杨彦君说。

 

多年后，不少美国人开始后悔这一交易。正如桑德斯在回忆录中写下的：“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放纵如此严重的战争犯罪，可不仅仅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