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不少，一些家庭绕过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用私下“借精”的方式“造人”。

以“捐精”“不孕”为关键词在QQ上搜索，可以找到数百个QQ群。捐精者和求精者就潜伏在里边。近日，记者假扮成“求精者”混进多个群里，逐步揭开了这股地下暗涌。

算好排卵期、半小时搞定、以五次为限（这一群人奉行的“规则”之一）……表面上看，地下捐精很简单。实际上，这里涉及了法律、伦理和生理上的多重风险，对双方而言，很可能打开的是个令人苦恼的潘多拉盒子。

捐精者讲述

年近30岁的“阳光大男孩”：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点血脉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在深圳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间里，年近30岁的胡思有些局促不安，试图用笑话打破弥漫在空气里的尴尬。对面，是一个年长他几岁的上海女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2013年夏天，胡思在上海一个捐精群里认识了一个32岁的女子。该女子与丈夫开公司，经济条件很好，但男方在生育方面有问题。考虑到去医院做人工授精程序繁杂费时间，轮候一年还不一定能成，在丈夫的默许下，女人打“飞的”到深圳，直奔之前订好的酒店，接受胡思的“捐精”。

折腾几回后，上海女人趁胡思洗澡时，把一个五千块的“红包”悄悄塞进他的包里。

记者通过一个名为“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的qq群联系上胡思，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脚踏NIKE的运动鞋，还背着一个斜挎的黑色单肩包，坐在肯德基一个角落里喝着可乐，一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我在公司做内审稽查的，就是企业内部可能有腐败行为，查查这个消耗是怎么来的。”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做了开场白。

14年前，高中未毕业的胡思走出老家，南下深圳闯荡，在工厂里做过普工，捉襟见肘时还睡过两次天桥。后来，他参加成人高考，拿下大专文凭，现在有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朋友。

接受胡思“捐精”的上海女人后来说她怀孕了，胡思说：“其实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自己的宝贝被人偷了似的，感觉失落，又感觉自己很有成就。”胡思摆了摆手，以表达内心复杂的心态。

直到如今，那个五千元的红包还放在胡思的抽屉里。胡思向记者说：“我想可能是她不想欠我的，其实我也没觉得她欠我的，只要对小孩好就行了，红包在我这我反而觉得欠她的。”

“孩子老了也不养你，你不是白忙乎吗？”记者问道。

“伦理上不是我的，但科学上来讲是我的一部分，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后代。”胡思笑着，露出了一排白齿。

以“间接”方式备受追捧的博士：不担心我的两个孩子会遇到

地下捐精的世界，既有主动出击的角色，也有守待人物。30岁的董昂，无疑是“弱攻击性”的那类人。

他戴着眼镜，长相斯文，说起话来条理清晰，而且善解人意。根据他提供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协议书等8份证件可以知道，他目前在广州某研究所工作，是华南一所985高校的生物学博士。

董昂说，去年底，广东阳江一个妇女上门求助，他帮忙计算好对方的排卵日，在这一天去酒店开了两个房间，这边厢用注射器取完精子，立刻拿到另一边推到女人的阴道内，后来对方顺利产子。董昂告诉记者，他用的是“实验室工作自备的无菌医用器材，避免精液染菌、活力下降和体积损失”。

博士头衔以及“间接”的方式，让董昂格外吃香，许多求精者找上门来“洽谈”。这几天，他趁着周末去给一个珠海女子“献精”。对他来说，捐精犹如水稻田里的“杂交实验”，只要计算科学，步骤正确，便能开花结果。

这个想多一份血脉，又不想背叛自己老婆的男人，奉行“科学主义”原则：“2014年测一个人的完整基因组，已经降到了1万美元级别，也就是说，花几万块人民币，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测完您本人的基因组。再过20、30年，在医院里基因测序就会跟验血一样常规，完全不必担心后代相遇的问题。”

董昂轻描淡写地说：“等孩子长大了，珠三角人口总量肯定超过一亿人，两个人（即同是他的孩子）遇到的概率有多少呢？而且（捐精）成功后，对方可以告诉我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医院，互相通知一下，以后孩子谈朋友，对方（接受捐精者）作为父母先问问对方的生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