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能够接受一些不甚理性的事物包括习俗,但脱离时代发展、日益显示出不合理性的事物,总会从文化中掉队,成为历史的记忆。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是如此,其他习俗中有不少将来可能也如此。“总把新桃换旧符”如果不限于过年换门联,而引申至所有习俗,那么除旧布新背后正有一个大势所趋、天道如此
“禁燃”成功背后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历新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其承载的价值观中有一个核心观念,不是团圆,而是除旧布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咏的既是自己推行新政的决心、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过年实景,也是民族积淀的文化心态:送走旧的,迎来新的,以“年”为载体,实现又一轮的革新与成长。
到今天,“年”本身的符号遇到了革新。从2016年起,上海实施“禁燃令”并首战告捷,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的过年习俗。若王安石生在当下,“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句子想必不会出现在咏“年”的诗中。
燃放烟花爆竹不管在过去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在人类进入21世纪,城市高度发展,人口高度集中,环境压力日甚一日,而生活方式多样化、尊重个人不同选择成为主流的当下,这样的习俗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实,早在“禁燃令”之前已有许多市民自发废弃了这一习俗,每逢过年喜好燃放烟花爆竹的越来越局限于“好这一口”的小部分市民。作为鞭炮的技术替代物,电子鞭炮力图保留烟花爆竹的喜庆喧闹氛围,结果也乏人问津。这深刻地说明,政府禁令之所以能得到全社会响应,干脆利落一举废除陈年旧俗,根本原因是相应的社会基础已于先期形成。
习俗的除旧布新乃大势所趋
习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将集体行为格式化的功能,虽然本身没有意义,但在特定群体中遵守格式化的行为方式,会带来同属一个集体的认同感。
在这层意义上,过年其实是一套复杂的习俗体系,同“年”相关的习俗包括燃放烟花爆竹,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今天讲过年习俗的除旧布新,实质就是针对特定习俗的功能与意义的关系,进行合理选择。功能和意义俱为当下和未来生活所需,保留之,尽管会带来一定的负担,比如因为家人相聚而引发的春运高潮给铁路运营带来巨大压力,但团圆的喜悦、家作为价值符号的实现、家人彼此记挂和支持的可视化等,让中国人克服一切困难踏上回家的路。真正镶嵌在民族文化心灵中的习俗具有超强的生命力,是无法人为废除的,这是多年来移风易俗的倡导和实践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此而论,禁放烟花爆竹之所以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反过来证明这一习俗本身确实也日趋式微,并非“刚需”,即使曾经镶嵌在民族心灵上,现在也已开始剥落,然后才有市民“不放就不放了”的态度接受和行为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能够接受一些不甚理性的事物包括习俗,但脱离时代发展、日益显示出不合理性的事物,总会从文化中掉队,成为历史的记忆。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是如此,其他习俗中有不少将来可能也如此。“总把新桃换旧符”如果不限于过年换门联,而引申至所有习俗,那么除旧布新背后正有一个大势所趋、天道如此!
为“年”注入文化新内涵
旧习俗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新的集体行为方式就可以自动升格为习俗。固然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贺卡被电话问候所取代,电话被短信所取代,短信被微信所取代,在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环境压力的同时,“亲情味越来越淡”也成为普遍的遗憾。尤为重要的是,在祝福仍为国人所珍视,亲情仍然既是心理感受也是文化价值的情况下,技术手段的出新能否满足习俗必然要求的认同感,对无论短信、微信还是后续问候形式,都是一个挑战。在科技手段不能满足国人需要的时候,不要说任何一种新型手段不能成为习俗,就是文化需要本身都可能成为长久的缺憾,而这个未曾填满的心灵空白可能为旧习俗的卷土重来提供新的温床。“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出,旧符痕迹便难以最后清除,除旧布新、移风易俗背后的另外一项天道之表现就是:立新才能真正破旧。
“年”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集合,“过年”是中国人丰富的习俗集合,在传统文化继往开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中一个高扬的基调之际,除旧布新具有了超越单纯功能性要求的历史意蕴。尤其在各类“洋节”日益深入地渗透到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时,即便其价值内涵未必得到接受,但由此催生的集体行为已初见雏形,虽未成为习俗,但仪式感渐趋形成,中国传统习俗乃至中国文化所感受到的压力,已在每年“洋节”来临时的汹汹舆论中表露无遗。不管如何见仁见智,面对这股“西节东渐”的潮流,富集了中国习俗的“年”承担着要塞的职能。因此,在“过年”的关键日子里,如何使除旧布新不仅止于清除积弊,而且更好地利用传统资源推陈出新,针对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转变旧习俗的形式和手段,保留其符号意义,注入新的内涵,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新观念、新追求提供载体或外壳,实现引导文明合理生活方式的新作用,将成为每一个自觉守护中国文化的国民的紧迫使命。
文/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