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兄时安由沪来京，送来他新近出版的自己精编的文艺理论批评文集　《视野·说》。书品大气端庄。收入其30余年笔耕中产生过相当影响的部分代表作、多数获过全国和上海奖项的作品和部分新作，凡52篇，25万字。读之，感慨良多，受益甚深。

时安其实约小我两岁，之所以称他为兄，除了情同手足外，还因他的学识确令我敬佩，实为学兄。手捧他的新书，第一感觉便是书名极有深意，又极富他的个性。他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极注重广开视野，“视野是大地，视点是山岳。大地越厚实，山岳越坚实。视点越犀利，视野越开阔。”他这样把“视野”与“视点”的关系，喻为“大地”与“山岳”的关系，并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任何比喻都难免有所缺陷，但时安确实抓住了文艺理论批评主体的两个关键:一是视野，二是视点。前者指主体关注的历史、时代、环境和活跃于其中的人;后者指主体审视这些客观世界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贯穿于主体“言说”之中的灵魂。这令我想起了恩师钟惦棐先生在纪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成立30周年时集多年评论经验撰写的那篇论文《审时》。先生极看重自己这篇力作，曾要我反复研读。先生以为，评论水平的关键在“审时”。他举成都武侯祠里悬挂的清人赵藩论诸葛亮的对联“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为例，说“审时”不仅为治国治军方略之关键，而且也是为人为文从艺之关键。他说，为人为文从艺之“先决条件是审时。审时而后度势。因为审时是对客观的总体认识，度势是对主客观条件的估价。”(见《钟惦棐文集》下集第274页)时安作为后学亦深通此理。大到国际国内的“时”，小到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时”，他都极为关注，视野广阔。他来京开会，包里总带着新近的书籍报刊，见缝插针地翻阅，剪裁下关于“时”的有价值的资料、文献。为了某剧种的一场演出，他常常不远千里抓住机遇前往观赏，以不断丰富自己的鉴赏经验。文集中在2005年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榜首)的那篇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评论　《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之所以能旗帜鲜明、一针见血地提出“缺血、缺钙、缺想象”的中肯判断，正在于他对戏剧创作的视野的准确把握和深刻审视。至于“说”即言说，实际上就是要对“时”进行审视并发表独到的见解看法了，也就是要“度势”了。这“度势”，不仅要审视客观条件，同时也要审视主观条件。

时安的可贵，正在他对自己从事文艺批评的主观条件的清醒审视和自觉把握。他本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的高足，在华东师大求学时即打下了较坚实的古典文学和文论基础，又长期注重潜修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毕业后历任过《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助理等职，如许变化的职衔本应把他“时安”在官位上，于学术渐行渐远，但他却真能防微杜渐，毫不生官气而大长学问。一是重哲学修养，这只消读读他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生哲学与艺术境界》便可窥全貌。二是重攻读鉴赏，他认为“欣赏和评价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阅读环节。用感性的心灵去品赏，用理性的大脑去品评，会离作品更近。”他的阅读量之大，鉴赏的戏剧、美术、音乐、影视作品之多，我敢说，在同辈中当数一流。这种文学与艺术的深厚广阔的审美视野，为他独到的思想发现和美学发现的言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安的可贵，其言说不独在“专”，更在于“通”。毋庸讳言，当今文艺评论界，专才易得，通才难求。评文学的评艺术，难免以文学思维统摄艺术思维;甚至评小说的评诗歌，评戏剧的评影视，评美术的评音乐，都隔行隔山，思维术语迥异。时安则不然。于小说，于散文，于美术，于话剧，于戏曲，于影视，于音乐舞蹈史诗，乃至于玻璃艺术，文集中都收有他的精彩言说。诚然，不通一艺勿谈艺;但像时安这样努力通晓文学艺术各门类的普通规律并又能反过来相当娴熟地分析各门类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殊为不易。

时安的可贵，还在于他言说的个性化和秉笔直抒，在于他的说真话、述真情、求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恕我直言，当今文坛，具有鲜明的言说个性化色彩的评论家并不多见。在我看来，鲁迅的杂文，还有恩师钟惦棐的评论，即便抹去署名，放在一大堆文章中，我们也能鉴别出来，那缘由，便是其言说的鲜明的无可取代的个性化色彩。可喜的是，时安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的。他从思维方式到遣词造句，都颇具个性。他说:“有感而发，一吐为快。未必深刻，俱是真话。”“修辞立其诚———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活，以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这方面，很值得我学习。百岁老前辈文坛泰斗马识途曾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诞生时书郑板桥联语赠我:“隔靴搔痒赞何益，入目三分骂亦精。”愿以此语与时安兄共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