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
核心观点
如果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则好比“中药”。“十三五”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如何“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疏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事关中国经济的未来健康发展,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供给侧改革”已成为近期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供给侧改革是对我国现存的经济问题“对症下药”,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方法。“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有望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重点。但是,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需求侧的经济调控,与此相反,笔者认为,在以供给侧改革为最终目标的同时,需求侧的配合也同样重要,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那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
供给和需求本来就是一币之两面
纵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和各国政策的演化过程,经济政策上究竟是以供给侧作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作为重点,关键是根据当时一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做出相机抉择。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这就像一币之两面,放弃任何一面都不能称作为一枚完整的硬币,难以体现其真实价值。
目前,中国在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结构上:一是在资金供给方面表现为资本外流和企业融资压力并存的矛盾;二是人口表现为“老龄化”的凸显以及劳动力的量和质的矛盾依然突出;三是技术进步难题导致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供给侧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增”和“减”的问题。在“增”的方面,要增加对国内企业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强国内企业的研发水平和提升国内科技人才的研发能力,激发国内的创新动力和企业活力;在“减”的方面,就是要减少资本外流的速度,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幅度降低产能过剩产业的供给能力,同时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潜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就是要从长期的视角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长期增长难题。
需求侧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总体不振和结构性消费不足并存;二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不足并存;三是进出口增速下降趋势难以逆转;四是各类商品价格指数均持续在低位徘徊。由此看来,需求侧的主要问题在于“扩”和“转”两个方面。在“扩”的方面,就是要扩大消费、增大投资、增加进出口等问题;在“转”的方面,体现为中低端消费转高端消费、重复投资转差异化投资、出口转内需等问题。其中“扩需求”的问题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必须在短期内尽快解决,“转”是未来长期的问题,需要和供给侧相配合同步进行。
以需求侧的激励推动供给侧改革
从中国当前存在的宏观经济现状上看,需要以需求侧的激励来为长期的供给侧改革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以满足市场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为引导,实现短期稳定与长远可持续增长的动态平衡。在这一总目标下,一些既能够解决需求侧问题,同时能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就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必然结果,包括:
——破除垄断,以刺激投资需求提升供给效率。首先是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要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的同时,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垄断产业进行投资与经营。其次是负面清单管理,让民间资本进入更广阔的投融资领域。再次是推动和完善普惠制金融体系的建设,切实降低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既可以丰富产品的供给类型,更能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从而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简政放权,推动“双创”。首先就是要解放创新者,要明确企业家、研究者在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为创新主体的创新和创业行为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其次是要完善市场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步伐。再次是要加强消费市场对创新行为的引导,形成创新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良性互动,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让品牌更具有竞争力,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同时,也需要把产业结构转移到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轨道中来。
——差别化减税,提升企业和居民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降税首选目标主体就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其次是强化税收制度的收入调节功能,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开征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在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整体收入水平同时,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负比重。此外,与新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相匹配的税收体制改革也将同步进行。
——利民生增供给创需求。要增加在医院、养老院、农村地区的卫生、教育和文化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提高上述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保障水平,释放消费者消费的意愿。同时,增加对贫困人群的扶持力度,加强对城乡环境的整治等都将是未来政策落实的重点。
如果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则好比“中药”。“十三五”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如何“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疏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事关中国经济的未来健康发展,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们相信,将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会进一步作出带有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引导。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