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

核心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辅之以劳动力市场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合理考虑代际负担问题，保持就业市场的相对稳定，以增强社会的共识

延迟退休背后是老龄化难题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热门话题，其背后则是老龄化这一难题。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在2000年已成为老龄化社会。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和德国都用了超过40年的时间。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毋庸置疑，中国正在“快速变老”。纵观全球，因老龄化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面临这项严峻的挑战。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何时退休成为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很多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改革。由于事关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家一般都采用渐进式改革方案。在改革中，由于男性女性在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且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各国最终都倾向于选择男女同龄退休。例如，德国最终延长至65岁，美国和澳大利亚最终延长至67岁，英国最终延长至68岁。2015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表示我国延迟退休方案应该在2017年推出，最早于2022年开始实施。

适应经济社会新形势的需要

我国实施延迟退休是适应经济社会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主要依据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及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即：“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退休年龄55周岁，女性工人退休年龄50周岁，同时工龄满10年。”按照这一规定，长期以来，我国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不到55岁，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当我们选择以下几个重要的视角来观察，不难发现，这一规定已无法契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从预期寿命来看，“十二五”末，人均预期寿命将提高到74.5岁。到2020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77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这一指标是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与显著提高的预期寿命相比，沿用依据60多年之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退休年龄规定，显然已不合时宜。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已显著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教育年限的提高，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时间也随之延后。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也相应地延长了人力资本的释放过程。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需要养老金供给的时间延长。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使得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赤字风险。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将近一半的省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需要依靠财政补贴。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无疑是增强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有效措施。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事技术性劳动的工人比重提高，男女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且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因此，逐步缩小差异乃至实行同龄退休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进步要求的。

顶层设计应关注公平和渐进

但大家对延迟退休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是有所担心的，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延迟退休之后是否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冲击？实际上，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就业之间不是“拔棵萝卜填个坑”的简单替代关系。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其工作岗位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相当普遍。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退休人口中以各种形式“再就业”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会呈现下降趋势，将五六十岁的人口保留在劳动力市场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在老龄化、高龄化严重的瑞典、日本、德国、美国等国，由于退休年龄较晚，且已经提前若干年开始了延迟退休的做法，旅游、餐饮等各类服务行业中随处可见不少老年人在工作。因此，目前开始着手延长退休年龄，也是为了应对二三十年后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深刻变化。

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于如何合理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在制度方案顶层设计时应当重点关注公平和渐进。首先，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影响。例如，重体力劳动者、特殊危害性较高行业的从业者，应允许其不进行延迟或提前退休。其次，要体现渐进的思想。在总结借鉴各国延迟退休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采取分阶段实施、“小步徐行”的方式。很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施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但经过数十年改革才会全部完成。这种方式可以使得多个年龄群体在较长的时间里分担改革影响，减小短期冲击。

需要注意的是，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辅之以劳动力市场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合理考虑代际负担问题，保持就业市场的相对稳定，以增强社会的共识。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