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入口处，以灯带标识的丝绸之路，像三条迷人的曲线穿过新疆广袤的土地。在古时，这里被称作“西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高昌地区的佛教中心。

西域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出行之路，因为那里可以通向别的文明体--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在远方的文明，即使光芒再微弱，也能吸引每个时代最勇敢的探险者。在漫长的岁月里，使节、僧侣、教徒、商人们的身影来往于这条艰苦曲折的向西之路。他们带来了外界的信息，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他们也输出了中华帝国的商品、知识和文化，因此这条西行之路才拥有了一个浪漫而贴切的名称--“丝绸之路”。

道路就像纽带，它连接起不同的民族、资源和文化，它们存在的目的，则是促成商业的繁荣，以及各种文明的交流融合。古丝路的历程启示我们：封闭只会导致衰败；只有交往，才能形成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政策，正是在此基础概念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发展区域规划，也象征着中国的决心和目的：以和平、交流和共享的方式重新缔结与世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丝路的历史，从另一个维度启迪着今人，映照着我们的未来。

历史维度，讲述丝路重镇

在《丝绸之路》中，斯文·赫定写道：“丝绸之路的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

在历史上，这条路从未中断过。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徐东良告诉记者，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后，交流和通商的愿望是如此强大，使古代的探险者总能找到突破阻碍的途径。一般来说，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穿过汉中平原、渡过黄河，直至离开狭长的河西走廊，之后分成了三路：一路穿越罗布泊，沿着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向西；一路经楼兰古城，沿天山南麓行进；还有一路则穿越沙漠到哈密，走天山北麓。据此，后世将丝绸之路大体划分为三路，吐鲁番则作为三条道路的交汇点，被视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但事实上，丝绸之路远不止这三条道路，它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无论各朝的对外政策如何，也无论哪个外族政权阻断了交通，总有人会选择探索、打通新的道路，联系上外面的世界。

交河故城已经被废弃了7个世纪。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开启了对西方的外交史，在东汉时就曾有过对西域“三通三绝”政策变化。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进入汉朝的掌管之中。自那以后，每到帝国盛、诸国衰时，汉王朝便采取“通”的政策，反之则撤回驻守西域的长官、吏士，隔绝交往。尽管与西域“三通三绝”，但每通必设置军队以保护商贸，丝绸之路因此繁荣起来，史书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当时，吐鲁番及周边区域为车师国的领土，国都为交河城，那里亦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交河城建在土崖之上，高约30米，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最宽处约300米，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在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吐鲁番。站在交河城外，可以见到这片土崖下方环绕着宽达百米的河床，一条细流涓涓而过。不过，它也曾是洋洋之水，史书记载，河水自城分流而南，环城左右，因而被称为“交河”。

交河故城是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47万平方米的古城中，至今仍存有36万平方米的建筑遗迹。自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及戊己校尉屯戍后，屯田壁的建立，使车师国的中心逐步从交河城转向五十公里外的高昌壁，但前者一直存活至14世纪，直到被蒙古贵族海都攻破。

这片废弃了7个世纪的古城，建筑独具特色，保存着宋代以前我国中原城市的建筑特点。全城像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人行墙外，像处在深沟之中，无法窥知城垣内的情况。而在墙内则可居高临下，控制内外动向。交河故城内，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南北大道，将居住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城内的大部分建筑基本上是从高耸的台地表面向下挖出来的，寺院、官署、城门、民舍的墙体均为生土墙，就像一片庞大的古代雕塑群，巍然屹立于蓝天之下。

交河故城的保存，得益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吐鲁番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干燥少雨，夏季高温多风，年降水量仅16毫米。对于文物来说，这样的保存条件得天独厚。徐东良告诉记者，这种气候，使丝绸、纸张埋到地下都不会烂，出土很完整，墨迹保存得很好。这里能出土大量干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埋到地里去之后，水分会迅速蒸发，人体就不会腐烂。在吐鲁番博物馆陈列的干尸上，你甚至能看到尸主细密的毛发，以及皮肤下的筋肉。

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014年，它作为长安－天山廊道上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和火焰山、葡萄沟、高昌古城并列，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吐鲁番的四大景点之一。

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的划分，吐鲁番的历史有四个维度，从古至今分别为：公元1世纪前一千年，这是车师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交河城便是他们的国都；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后8世纪，汉王朝为了削弱匈奴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力，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通道，大量汉民来到这片盆地屯田，并建立了汉人政权；公元9世纪至18世纪，回鹘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最后一个维度则绵延至今天，乾隆二十年以后，清王朝彻底平定准噶尔，原本躲避战乱的维吾尔人首领额敏和卓带领族人回到了吐鲁番，此后，这块盆地一直保持着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满、汉、蒙、回等各族参加共治的特点。

沿着这样一条时间线，记者更深入地走进这座古丝路上的重镇。

文化融合，成就贸易繁荣

带记者在吐鲁番参观的，是一个名叫热孜宛的维吾尔族姑娘。她高鼻深目，有一头漂亮的卷发，说汉语时缺少抑扬顿挫的声调。“你会听不懂我的介绍吗？我们维语里是没有四声的。”她解释说，直到去伊犁读大学之前，热孜宛的学习、生活和日常用语基本都是维语，她的父母辈甚至听不懂一句汉话。

在如今的吐鲁番，商铺、地名、菜单等日常文书中，均以汉语和维语共同书写。如果将时间倒推一千年，辽宋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祖先回鹘人在此地定居繁衍，已经将回鹘高昌国建设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交融的地方。

根据历史记载，回鹘人在唐代宝应年间就皈依了摩尼教，迁居高昌后，将摩尼教带入了这一地区。今天，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土的不少用中古波斯文、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文，以及考古显示的壁画都为其提供了证据。在柏孜克里克的38号窟中，有一幅完全以摩尼教教义为素材的壁画窟，画面上有两棵树，生长于水池中，树的两侧皆为背生双翅的供养人，正中则是身着白衣的吹笛人。这在《巨人书》、《信仰要义》等摩尼教诸经典中都能够找到出处。

但在回鹘高昌国时期，佛教却取代了摩尼教，成了这里的主流信仰。这里的佛教，既不同于中原，也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有所区别。根据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大量佛教壁画，人们发现回鹘高昌信仰的是一种融合的、多元的佛教。

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典籍，经过翻译、对照，专家发现，它们与原版佛经有多处差异。究其原因，宗教在当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在吐鲁番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合各个民族。

“比如，在一幅壁画中，你可以看到佛的衣纹排线疏密有致，远远看去，密集处成为阴影，稀疏处就显得明亮，这种深浅变化使壁画显得立体。这就是犍陀罗地区传过来的绘画风格，它由希腊传至阿富汗，最后体现在吐鲁番的佛教壁画上。”徐东良说。

此外，在柏孜克里克的壁画上，人们还能看到三面四臂的愤怒明王，这显然是藏传佛教中的内容。在回鹘高昌国建立之前，吐蕃曾在这块地方统治了一百多年。回鹘人驱逐了吐蕃势力之后，当地仍然留下了不少吐蕃人，于是，他们的信仰也被自然地融合进去了。同样，壁画上菩萨衣带飘飞的形态，粗细变化的线条，人物头部大而丰满的风格，则显然是受了唐代艺术风格的影响。

正因为此，回鹘高昌王才能在此地统治长达400年之久。这个政权寻找到了思想、艺术和审美的统一融合，并能够在不同民族间找到共识，成为江山绵延的根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借鉴：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理解、交流和共融，将成为经济互通往来的基础。

在吐鲁番博物馆中，出土的金、银、铜铸币，以及棉布、宝钞和贝壳等特殊货币，也反映了当年的商贸繁荣的盛况。在吐鲁番哈拉和卓90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清单显示，在阚氏高昌（460-491年）时期，贸易的货物包括

石（黄铜）、毯、波斯锦、金、系（丝）、锦等。多数商品从西方而来，但丝绸又是从东方出口。当时，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用机器制丝绸的方法，而当地尚未掌握这项技术，因此常常将订单送到东方，再将成品通过这里运往中亚地区。

多元文化，汇成全球学科

在古今探索丝绸之路的多位行者中，不得不提到玄奘。这位27岁离开长安，立志前往印度深造佛学的年轻僧人，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奇，也创造了人类探险史上的奇迹。他用了三年时间，经新疆、绕行中亚至印度，历28国，总行程两万公里。

他也是一个被吐鲁番铭记的历史人物。根据史料记载，玄奘曾打算走丝绸之路的北线，沿着天山北麓去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再向西进入中亚。然而，在高昌国王麹（音：qū）文泰的邀请下，玄奘最终转道西南，去了高昌讲解经法。当时，麹文泰见玄奘德行高远、佛法精深，欲留其久居高昌。然而玄奘心念天竺真经，拒绝留在这里，甚至绝食三日以表心意。到第四日，国王发现玄奘气息渐轻，恐其因绝食而丧命，只好同意放行。

高昌王为玄奘的西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派了4位专门侍奉玄奘的沙弥和25位奴仆，还准备了丰厚的金银与物资。这些费用，足够玄奘往返20年。麹文泰还写了24封书信，每封都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国以西的24个国家给予玄奘帮助。

玄奘也与麹文泰约定，取经东还之日，将要在高昌讲经三年。十多年后，玄奘以其精深的佛学造诣而名震天竺，却拒绝了印度戒日王通过海道护送其回国的建议，依然选择了更艰难、更漫长的陆路，就是为了践行当时的承诺。可惜的是，距离他上一次离开高昌，已经相隔17年了，高昌国已经覆灭，麹文泰也身死于国灭中。

古往今来，无数像玄奘这样的西行者，通过丝绸之路前往别的文明，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中国对外面世界的初步认知，也促成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这种交流中所产生的碰撞，在吐鲁番出土的诸多文物中都得到了印证。

“在吐鲁番的一个墓地中，我们发现了彩陶，这毫无疑问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徐东良说。彩陶，最早诞生于西安的半坡，是中原氏族文化的代表。但在广阔的西域，游牧仍然是这里的主要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很少用到陶，因为容易碎，他们倾向于用木桶，挂在马背上不易摔坏。从陪葬的彩陶上，你可以看到游牧和农耕的两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从而产生了另一个形态--半游牧、半农耕。夏天，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冬天，他们回到温暖的吐鲁番过冬。直到今天，不少维吾尔族人还保留着这个习俗。”

在新疆腹地穿行的漫长丝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诸多文物得以完整保存，也为后世留下了研究中古几大文明交汇地的丰富史料。尤其是吐鲁番，它东连东土、西通西域、南扼丝路、北控草原，它向四方输出自己的商品，也不断吸收着四方的文明。这使敦煌吐鲁番学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事实上，至今仍然有属于吐鲁番的大批珍贵的史料与文物散失在海外。1898年，俄国人克列门兹来到高昌，找到了掩埋于沙土之下的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鲁番市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员张统亮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千佛洞里，曾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画，以及汉文、梵文、回鹘文、摩尼文的古代写经文书，它们可能是解开古代高昌文明的钥匙，如今却有相当一部分在二战中下落不明。在克列门兹的考察报告问世之后，又有大量欧洲探险家来到这里，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后继者勒柯克在一番搜索后，凿下了大量的壁画，成车运走。随后，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也先后来到这里，带走了大批文书、壁画、墓志、银币等文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物劫掠，也是敦煌吐鲁番学成为国际性学科的另一个原因。到了今天，这门学问成为促进中外对话的一门显学。在吐鲁番市文物管理局编撰的第581期《吐鲁番文物简报》中，2015年8月19日至20日，徐东良应邀前往德国欧亚考古研究所学习纺织品修复技术，同时赴波恩莱茵河州立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访问交流。

“我刚从那里回来，看到了不少文物。”徐东良说，“一百年来，敦煌学的每一个研究成果公布时，都会轰动世界。然而，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文物没有整理、公布。现在，每个国家都无法孤立地研究自己手上的这些史料，因此就需要各国学术的对话与联合，去破解这片土地上存在的一个个未解之谜。”

此外，他还在考虑未来。如今，丝绸之路上难寻丝绸之影，丝绸去哪儿了？事实上，1970年代以前，吐鲁番仍然家家户户养蚕制丝，但自从政府不再收购蚕茧，养蚕业就渐渐被荒废，只有每户人家门口的百年桑树，仍然保留着丝绸之路曾经的烙印。“所以，为什么不能将这些桑树利用起来，恢复丝绸之路呢？”徐东良说。

在他的设想中，农户养蚕制丝，既可以作为文物的修复材料，也可以当作手工产品售卖。从文化的角度，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从经济的角度，还可以增加当地人的收入。这也是古丝路留给今人的宝贵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