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伟

核心观点

应对气候变化既有必要性、紧迫性，更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大国尤其中美两国正从战略互信、政策制定和技术等多个层面做准备，共同承担全球责任。因此，这项声明可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突破点，也是全人类推进绿色经济的里程碑

推进绿色经济的里程碑

11月12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承诺对两国的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做出协调。毫无疑问，这项声明对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信号，即气候变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被用以战略博弈的工具性议题，也不是动力正走向衰竭人类无法采取有效集体行动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既有必要性、紧迫性，更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大国尤其中美两国正从战略互信、政策制定和技术等多个层面做准备，共同承担全球责任。因此，这项声明可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突破点，也是全人类推进绿色经济的里程碑。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后京都2015年协定的谈判原则、核心减排目标和资金技术援助进行多次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气候环境问题不但已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带来的广泛不利影响以及和粮食、水、能源的内在联系和互联互通都促使中美必须尽快务实合作。更重要的是，双方提出的核心减排目标也日益接近。此次中国表示“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美国表示“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双方减排目标从未有像现在这么接近。在核心减排目标异常接近的背景下，中美都希望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举行之前两国能够通过双边磋商，率先达成协议，既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领导力的榜样，更实质性地推进2015巴黎会议进程进而最终为协议签署打下坚实基础。

其实，中美两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种基础性工作使得双方有了更多的谈判内容和合作增长点。譬如中国加快建设统一的温室气体统计、监测和管理，建设国内统一碳交易平台的建设，推进排污权交易和统一节能减排标准等工作。美国除了进行温室气体统计、监测和管理，还积极研发和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更重要的是，美国也采取了一些令人不可想象的政策行动，2014年6月奥巴马政府试图利用1970年《清洁空气法》中一条未试用过的条款，在不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提出监管，而发电厂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这一举措将在2030年以前使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2005年时水平降低30%。抵消全美汽车和卡车一年排放污染的2/3。

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点

当然从这次声明也可以看到，双方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随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双轨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否还要坚持。美国希望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形成一体化的应对体系，要求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且积极帮助极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譬如小岛国和一些非洲国家，即“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然而中国则希望美国率先承担明确的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碳排放设定绝对上限并向发展中国家无偿转让资金技术援助，即“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尽管两国仍有分歧，但无论目标、紧迫性还是潜力都为合作做好准备，由此气候乃至更广范围内的能源-环境-城市治理成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领域和突破点。事实上双方早就启动了关于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林业和工业锅炉行动倡议，此次声明更表示“通过现有途径特别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的进一步措施”，涉及清洁能源联合研发示范应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氢氟碳化物合作、绿色产品贸易、建筑能效、锅炉效率、太阳能和智能电网等更广泛能源体系的系统变革。

其实从能源角度看，双方气候战略互信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随着页岩气开发和商业化模式的成功美国将逐步完成从消费大国向资源强国的转变，能源独立性将增强，这样中国通过世界市场获取价格稳定的传统油气资源可能性就会提升，双方竞争性降低合作性提升。而能源高新技术方面，美国也可在华建立试点项目，探索商业化应用的模式，进而凭借中国规模极为庞大的市场容量有效降低成本。就中国而言，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对我的战略信任以及当前我国气候环境方面的现实国情，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合作步子可以而且应该比美国迈得大一些，尤其在全方位节能增效、拓展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核能、植树造林、温室气体统计管理考核等基础性工作方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