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红包”和购物卡一直被视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红包”3300万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370人上交10万余元“红包”，人均不到300元。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这一规定就包含各类现金红包以及银行卡、购物券、可支付现金卡等。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为便于实际操作，近年来各地纪检部门还普遍有规定，收取的礼金应当在一定时间内上缴，纳入财政或廉政基金，否则将构成违规收送“红包”，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要被“先免职再处理”。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纪委负责人就曾表示，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喜庆、乔迁履新、就医出国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是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事实上，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纪检部门打击的新焦点。”高波说。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治理“红包腐败”是反腐工作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具体体现，各地纪委纷纷出台了更加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整治活动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如何改变乃至消除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和文化？蔡志强认为，一要有明确制度约束，有严格的追究机制，把收受“红包”视同违纪；二是制度设置要科学，具体执行须严格。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新华社记者 王存福 翟永冠 杜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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