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访法第一站选择了里昂，参观了里昂中法大学旧址。

 

近100年前，一批批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新理念，其中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他们中产生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艺术家徐悲鸿、冼星海，文学家巴金、戴望舒等。

 

作为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1921年到1951年，里昂中法大学共招收473名中国学生，共培养了129名博士生，55名硕士生，63名工程师。有40名博士是原来的勤工俭学生……

 

——编者

 

中国近代海军取经圣地

 

19世纪后期，法国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名列世界第二。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创办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又称“法国学堂”，聘请法国教习用法语教授造船技术，后学堂又称“英国学堂”，聘请英国教习用英语教授驾驶技术。

 

1875年，前学堂法国监督日意格要回国购买马尾船厂所需的机器和零部件，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建议清廷派学生随行到欧洲学习，前学堂选拔了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三人赴法，后学堂选拔刘步蟾、林泰曾二人赴英。

 

陈季同法文优秀且国学基础好，他后来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陈季同将《聊斋志异》等中国名著译介到法国，又将《九三年》、《拿破仑法典》等译介到中国，并以法文撰写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魏瀚、陈兆翱进入瑟堡造船工程学校学习。魏瀚在学得造舰技能同时，兼学法律，曾就聘法国皇家律师公会助理员，成为第一位获外国法学博士的中国人。陈兆翱在法国展现天赋，他发明的新式高效船用锅炉和新式抽水机，均被法国人命名为“兆翱”。

 

魏瀚、陈兆翱回国后，担任福州船政总工程师，参与制造了中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他们还制造了镜清号、艺新号、广甲号、寰泰号、龙威号和泰安号等各类船舰44艘。

 

沈葆桢调离船政局后，接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也极力主张派遣学生出洋。1876年，李鸿章令李凤苞、日意格赴天津拟定留洋章程，选派制造专业学生14名、艺徒4名留学法国，为期3年；驾驶专业学生12名到英国学习。1881、1886、1897年，福建船政局又选派三批留欧生，其中半数以上赴法，专业遍及轮船、制枪、洋炮、矿务、冶炼、化学、律例等。

 

福建经验扩展至全国。1896年，张之洞选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40名学生前往法国。1906年，法国政府允许中国学生到其海军学校学习，清政府迅速选派7人。1907年，陆军部与法国商定，每年选派15人到法国陆军学校学习。这些留法生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学到技术马上就能应用，回国后都被各地的船坞、铁路、电报、机器等机构争相招聘。

 

法国争夺英美生源

 

在清政府奖励留学政策的推动下，1908至1910年前后，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总数约500余人，其中留法学生140余人。官费生回国后皆身居要职，自费留法者亦产生重大影响，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就是典型。

 

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大使，在他的随员中，李石曾、张静江二人其实是搭便车留法。时年21岁的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的三公子，李鸿藻又是孙宝琦的顶头上司，李石曾遂以随员身份赴法求学。他先入蒙城农业实验学校，毕业后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学习生物。

 

李石曾在法国与他父亲的门生吴稚晖来往密切。吴稚晖因受“《苏报》案”牵连，1903年与蔡元培流亡英国，后来又到法国。他主张以“苦学”、“俭学”的方法，达到让多数人出国游学的目的，李石曾深以为然。

 

1907年，吴稚晖与李石曾亲身实践俭学生活，将生活费缩减一半，他们还开办印字局和豆腐公司，组织在巴黎的自费生和华工以工兼学。张静江到法国后开办了通运公司，实际上是介绍中国学生自费赴法的机关。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回国，联合吴玉章、汪精卫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教育总长蔡元培刚刚结束在德国“半佣半丐”的留学生活，对俭学运动非常支持，先后有数百名学生通过俭学会赴法。袁世凯上台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再次流亡法国，俭学运动表面中断，实则正在酝酿一次井喷。

 

1916年，伴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中法两国人士在巴黎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推动勤工俭学，在1919年达到顶峰。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劳工神圣”的理念深入人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向往。法国的学费和生活成本都比英美低廉，求职条件也比较宽松，这些都是吸引平民子弟的因素。留法俭学会门槛很低，14岁以上愿意往法国留学者，不论男女，均可入会，学期3年，每年学费五六百元，学习法语、普通科学和简单艺术后，即可由学会代办免费护照、订购舱位赴法。各地军阀为表支持教育的姿态，纷纷大手笔资助赴法学生。

 

法国方面也积极配合。当时的法国眼见英美已经大面积占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有人提出应该从长远角度发展中法关系，提高法国在中国的影响力。1919年7月，法国政府赠送中国勤工俭学生500张优惠船票，以示欢迎。

 

血汗工厂锻造红色先锋

 

中法两国不约而同想要加强文化教育合作，促成了1919至1920年的留法大潮。始料未及的是，1920年下半年，严重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一片萧条，工厂裁员，物价飞涨，连法国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何况语言关还没过的中国学生。

 

在法国，学生们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王若飞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后睡觉，每天在炼钢厂工作9小时，挤出两小时看书。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一天工作13个小时，搬运沉重的铁块制造铁模具。陈毅回忆，每次到市场去买菜，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不住往外掏，非常心痛。聂荣臻在法国做过钳工车工，炼过焦，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就跑去应聘，他坦言在法国2年，工厂进了好多，学校只进过2所中学。邓小平在法国5年零2个月，只在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短暂补习过法语，约4年时间都在做工。几十年后，他跟法国友人开玩笑说，我为什么个子这么小，就是因为我在16岁正发育的时候，在法国的工厂里拉红铁，而且只能吃硬面包、喝凉水。

 

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还有一大批青年已在国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想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追本溯源，寻求救国之道。湘籍青年最为突出。以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为代表，湘籍学生团出发之前就带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背景。留法期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等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与蔡和森等一拍即合。在法国艰辛劳动的经历，使这些年轻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绝望，他们亲历了法国工人多次罢工，读到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很大触动。

 

1921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成立了里昂中法大学，力图使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规定凡是报考本校的学生一要有成为高等学者的志向，二需具有海外部所要求的学力，三要有胜任应贴之费用的能力；并明确宣布在里大不得实行勤工，“既勤了工，便无时间可在海外部上课”，有违本校的办学宗旨。根据中法两国双方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由法国里昂大学辅助完成，后者提供教室、图书馆、教师、教学设备等现成的教学资源。

 

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首次招生。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公开招收了105人，还专门在法国设立考场，最终在勤工俭学生中录取了15人。

 

勤工俭学生大多家境贫寒，没有“胜任应贴之费用”，不符合招生条件，因此录取率很低，15个入学名额杯水车薪。

 

勤工俭学生不满里昂中法大学只收“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等人的率领下，1921年9月21日，100多名学生冲进里大校园要求学校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被警察全数逮捕，10月，被强行遣送回国，只有赵世炎在同学帮助下逃脱了。

 

留下的勤工俭学生逐渐在学术和政治的岔路口分道扬镳。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文艺青年游学天堂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漂泊着一些前来游学的中国年轻人，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法国的自由浪漫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他们。

 

青年时代的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曾写文章分析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一条是效法法国和俄国的暴力革命，一条是英国式的总同盟罢工。1927年，在两个哥哥的倾力帮助下巴金得以赴法，但他没有按照哥哥的期望进入大学学工科，而是随性阅读，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灭亡》。

 

朱光潜1925年考取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生，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是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1927年，他曾经的学生奚今吾到欧洲，进入巴黎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朱光潜陷入对她的热恋。为了离奚今吾更近，也考虑到法国的生活成本是英国的一半，朱光潜于1931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第二年他与奚今吾举行了婚礼。

 

傅雷受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刺激，说服家人让他到法国专心读书。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留学期间不仅打下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的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一坐几个钟头，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法国美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留法学生当中，选择美术专业的比例最高，约150人，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门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1919年至1933年，前赴后继的有李金发、林文铮、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方干民、庞薰琹、常书鸿、刘开渠、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王临乙、艾青、吕斯百、吴作人、王子云、滑田友等。他们也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打工，因为有专业特长，似乎更容易找到性价比高的工作，比如林风眠做广告招牌油漆工维持生活。林文铮后来成为赴法留学倡导者蔡元培的女婿，其夫人蔡威廉亦是著名画家。

 

法国的美术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国家特色，学校管理松散，学生不必严格出勤上课，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比较知名的美术院校在学生交了学费之后都发给到各大博物馆出入证，学生可以整天泡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也可以到印象派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和私人画室接触最新锐的流派。想在学校里按部就班走正路，还是浪迹塞纳河畔的“歪门邪道”，全凭个人性格爱好。

 

徐悲鸿和林风眠都进入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却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徐悲鸿出国前已经成名，法国有什么他很清楚，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洋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因此沿着学院派路线一丝不苟地训练，回国后实现了他的初衷。

 

林风眠出国时刚刚19岁，一到异彩纷呈的法国，他便不能抵御塞尚、莫奈、马蒂斯的“诱惑”，整天逃课徜徉于博物馆和画展，痴迷在学院派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印象派和现代派，又热衷巴黎东方艺术馆里的中国汉唐艺术品纹饰，逐渐开创一种博采中西艺术之长的新画风。

 

庞薰琹原本进入和巴黎美术学院齐名的大茅舍画院，但中途离开，游学于民间和私人画室画廊中，最终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结合起来，自成一派。

 

1925年林风眠回国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一事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留法生开始取代留日生登上主流位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生获得了艺术教育的领导权，徐悲鸿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近二十年。

 

抗日战争使留学事业中断，在战争结束后，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立即赴法留学，延续了中国美术界“唯法独尊”的局面。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