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黎文 胡怡薇
有关一战历史的近代学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即战争爆发后50年左右。当时,以公众为目标读者,而不是以精英学者为目标读者的通俗历史开始发展并日臻成熟,整体学术水平也有大幅提高。其中最明显的进步是,书中会增补很多脚注和尾注。但是,第一本关于一战的通俗历史书籍——1961年出版的艾伦·克拉克的《驴》(The Donkeys),并不具备上述优点。
该书抨击了一战时期的将领素养,特别批评了道格拉斯·黑格。虽然该书因其可读性广受称赞,但历史学家仍认为它不够严谨。克拉克曾经是利德尔·哈特的信徒,但他没有继承哈特的研究方法。在该书中,克拉克选择性地引用了黑格的日记,以达到抨击的目的。该书是一种“讨巧的宣传”以及“对真理的操纵”,以修正主义的立场创造了一个书写一战史的新视角,而越来越多享有盛名的史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视角。与后期的历史学家不同,克拉克并未对一战中英国的用兵为何如此薄弱的问题进行辩证思考。
由BBC拍摄的1964系列纪录片《伟大的战争》颇具有里程碑意义。影片拍摄了许多退伍军人关于一战的口述历史。幸存者的口述比历史比文献资料更有价值,所以多关注这些可以提供一手记录的口述者就显得越来越紧迫。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有关于一战的书问世,例如1962年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The Gunsof August),1964年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的《十二天》(The Twelve Days)。
20世纪60年代是对于战争及其原因大胆分析的开始。当时在历史学上最有名望的艾伦·约翰·泰勒在1969年出版了《时间表推动的战争》(Warby Timetable)。他指出,当时各个大国都制定战争动员时间表,将领们都以赶在他们的潜在敌人之前更快速动员为傲,导致了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希望的开战的大趋势。这个概念的提出,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饱受争议,在近年来自成两派。一派认为德国一意孤行,意图一统天下,挑起了战争;另一派则认为一战的爆发是偶然。
三年后,柯瑞尼·巴尼特编写的《傲慢与沉沦四部曲》(Prideand Falltetralogy)和《英国权力的垮台》(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同时提出了独特观点。比如,参加战争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平生第一次有足够的食物、衣服、靴子,有自己的床睡觉。
1998年,两位英国历史学家出版了关于一战的权威著作。约翰·基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以二手资料为主要史料来源,但写法专业,该书包揽了自1914年后几乎所有奖项。尼尔·弗格森的《战争的遗憾》(The Pity of War)很好地利用一手资料,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德皇本不想战争,英国的安全也并不拜德国战败所赐。
休·斯特罗恩在2001年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TheFirstWorldWar)中的第一卷,这是英国战争研究史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本著作有将近1200页,内容覆盖几乎所有的一战战役。该书只在最初一些章节涉及欧洲战场本身,其他部分体现了更大的分析视角。不仅从军事角度探讨一战的爆发,更从殖民地问题和军费筹措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斯特罗恩承诺将继续撰写两卷,如果该书完成,将会是战争研究最期待的成果——基于严谨和完整的学术研究,展现明确、广泛、具有国际视野的战争史。
一战纪念不仅催生了更多学术研究,关于战争的必要性问题也再次引起广泛讨论。麦克斯·黑斯廷斯和杰里米·帕克斯曼之间展开了关于战争必要性的争论,黑斯廷斯和弗格森爵士之间也有一场电视辩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辩论,因为弗格森是一位严格忠于论据的学者。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去年秋天刊登了关于麦克斯以及另外两本著作的权威评论,分别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那本广受好评的《结束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与艾伦·马林逊的《1914:发动一场好战争》(1914:Fight the Good Fight)。菲尔波特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的战争史研究教授,他提出了区分严肃历史和通俗历史的方法,并制定了标准。麦克米伦认为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战争,并赞扬马林逊用他“训练有素的军人眼光”剖析军事问题。菲尔波特高度评价了麦克米伦,相比之下,黑斯廷斯的作品被菲尔波特称为是“粗略和武断”的,他认为在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通过能够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来写历史并无意义。为了更严肃地审视历史,就应当从历史证据来进行推断和证明,防止事实被重塑为简单的断言。粗略论事的问题在于,我们会错过很多细节并忽视问题的另一面。菲尔波特批评黑斯廷斯基本没有注意到过去50年里对战争的研究已经改变且加深。他认为那些把认识建立在简单判断之上的人无法看清更大的图景。
纵览所有近期出版的关于一战的历史书籍,2012年出版的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Sleepwalkers)技高一筹。克拉克是德国专家,对一战前的国际政治也有深入研究。虽然与麦克米伦的研究领域重叠度很高,但克拉克的研究在材料处理方面更具深度和广度。克拉克依靠掌握几种阅读历史书籍所需的主要语言和认真研究各国档案文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在费迪南大公和妻子在1914年6月28日去萨拉热窝时候,为什么普林西普会不由得开枪刺杀?随之而来的争端为什么不能仅仅停留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经过大量调查,证据分析和讨论,他判断德皇并不想战争,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好战、无能又弱小的他国。
当一战的历史研究进入第二个世纪,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观点将会有更多拥趸,不仅因为他对战争和冲突的理解深刻周到,更因为那些亲历战争的人们逐渐离我们而去。我们甚至可能会最终发现,1914年一战的爆发和后来1939年的纳粹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战争背后的动机并无简单的黑与白。
本文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作者为英国记者、作家、评论家西蒙·赫弗(Simon He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