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诸多重要决定，其中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措尤其引人关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如何定位?对于中国国家战略有什么重大意义?国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的特点与危机应对，对我国又有何启示?围绕这些问题，日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大国安全决策机制：国际比较与中国借鉴”研讨会上，京沪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应对危机 凸显协调

　　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

　　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国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认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制是对顶层设计的一个调整。在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政治安全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必须确立一个强有力的统筹中心，在治国理政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对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谋划和维护政治安全是其首要职责，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环节，要通过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缔造坚实的政治与安全基石。同时赵可金强调，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内，制定政治安全战略要着眼大局，严格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出发。

　　在考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设计时，与会学者也注意到，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不是孤立的，不仅涉及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也涵盖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因此应当确立“多位一体”的大安全观，着眼大局，统筹考虑，综合施策。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指出，现阶段内外矛盾交织，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考虑国家战略的内外统筹问题。他认为，尤其需要考虑应对具有国际背景的国内危机，这是国家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也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要务。在大安全观的理念之下，黄仁伟认为，在决策机制方面，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成为一个战略谋划部门。比如，对此前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带”的建设，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应有所谋划。

　　他国经验 有益借鉴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1个国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智囊机构，在安全问题上发挥咨询或决策作用。学者们认为，研究外国国安会的功能和机制特点，有助于为创设和完善我国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借鉴。

　　首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与安全问题领域界定有关，委员人数不宜过多，否则会导致讨论或决策效率低下。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白云真提出，由于顾及这一点，目前各国国安会委员一般为10人左右。而国安会所涉问题领域则体现出各国不同的安全形势和战略，虽然日益呈现出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多领域综合化趋势，但是白云真指出，这也应当是“有边界”的。原来与安全相关的各种领导小组应该逐步进入，但不可能全部囊括其中。

　　一些学者认为，相对于核心委员，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领导小组之下的日常工作班子更为重要。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认为，这套班子往往需要非常专业、内行的人士，划分领域分设部门，才能保证危机情况下的应对和处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国安会都参照美国模式设有“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在美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担任过此职。学者们认为，与国家安全顾问相当职位的人选应是在整个机构中起协调沟通作用的关键人物，同时也应具有个人创见，并能适时在正式机制外发挥非正式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应该是能够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人员构成上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崔荣伟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稳定的参谋班子，同时不能因为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使之成为一个官僚机构。

　　赵可金认为，美国国安会运作多年的经验之一就是具有稳定的制度，原则性和可预期性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安会可能比灵活性更重要，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不能太复杂而让参与者难以适应。

　　文汇报记者 吴宇桢 陈慧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