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擅长进行渐进但不缓慢的改革

　　文汇报：早在1993年您就在《中国崛起》一书中预言中国的经济会崛起。当时鲜有人认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您的这种历史洞察力来源于何处?

　　欧威廉：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我发现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改革，也正是让韩国、中国台湾包括日本这些经济体获得巨大经济成功的那种改革。因此我很快就说，中国会成功的，唯一的问题只是，中国比那些经济体要大得多，如何让这些战略来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而邓小平做到了。所以，在1980年代，我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就变得越来越坚定。

　　美国不喜欢朴正熙主政韩国的方式，也不喜欢蒋经国主政台湾地区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理解其经济奇迹的根源。他们也不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此同时，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当政，他把政治放在第一，把经济放在第二，我就说这样做是不行的，当然美国人是喜欢这样的。因此，正是这两件事情让我写了《中国崛起》一书，认为中国一定会比苏联要成功得多。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说了。

　　文汇报：您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到亚洲政治是由“亚洲经济奇迹”推动的，这一奇迹是动员体制的结果。如日本就因此获得经济成功，进而获得政治影响力。然而这种动员体制在成功之后极易导致官僚机构膨胀，也极易让利益相对者的团体更为壮大。相比之下，您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更为成功，韩国在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将超过日本。是什么原因让您相信，韩国和台湾地区会获得更成功的转型?

　　欧威廉：部分原因是，它们更小，也更开放。而中国，则要比日本更开放。实际上日本的体制是非常粗暴严厉、集权主义的，因此，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对于变革，有很强的社会压力。在台湾地区，蒋经国对社会变革是十分敏感的，因此他采取逐步变革的方式，从一个安全利益至上的领导者转型为一个自由化的主张者，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就是极度混乱。

　　在韩国，我们会看到相似的社会压力，但是朴正熙对此不是那么敏感。他身边的情报人员，都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总结他的领导风格是不会对社会上爆发的愤怒有所退让的，因此他们决定推翻他。后来另一个将军上台，在1980年代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渐进变革。韩国后来的成功同样也是在于，领导人对社会变革很敏感，当然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强。

　　日本是有民主选举的机制，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掌权的始终是极少数的保守利益团体。而他们感觉非常成功，非常舒服。因此，这个体制设计的本意是民主选举，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改变过领导阶层。

　　文汇报：但如您所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方差异很明显，怎样才能实现一个灵巧的转型呢?

　　欧威廉：我认为中国很擅长进行渐进但不缓慢的改革。例如，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发生得那么快，尤其是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企业责任制的改革也进行得那么快，巨大的政治变革也随之一起到来。这个进程一开始看着似乎有很大风险——人民可以自己决定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做什么工作，再也不受到控制。而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领导阶层变得更为强大，国家更加稳定，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一改革的结果感到满意。

　　我想，西方学者所不理解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与此同时人们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出台了很多新的法律。但过去的10年，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压力。现在的领导人必须决定，是否适应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司法体系，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事实上，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方式的经济改革。从我所见来说，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西方人现在对于这一经济改革的政治效果可能还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我想应该会是十分有趣的。

　　文汇报：2004年您曾在国际先驱论坛上刊文说“什么都怪中国是很容易的”，指出如果西方国家能看到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自己想象和梦魇投射出来的中国，那么一定会认识到，中国的成功会让全世界受惠。近10年过去了，对于中国的指责还是不绝于耳，比方中国人抢走了工作，中国的汇率政策急需调整等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是否并没有什么变化?

　　欧威廉：还是有变化的，而且是积极的变化。人民币已经很大幅度上升值了，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在贬值。美国的意见领袖是认识到这些的。虽然我们还是会有国会议员或者某些媒体说，中国操纵汇率、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但那只是中国投资的大背景下的噪音——曾经有国会议员说中国人买了一个扑克工厂威胁到国际安全——这是有点滑稽了。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投资都不需要审批，或者很快就被审批通过。即便是在有那些噪音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所以，整个的体系还是在运转，你不会听到奥巴马抱怨中国的汇率政策，那些嚷嚷的学者现在也安静多了。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问题，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问题，应该归因于技术，而不是中国。我们经济的领导者们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