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1月27日巴黎时间中午时分，一份同时在中法两国首都公布的联合声明，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问题是，中法建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谈到中法建交，不可能不论及戴高乐将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法建交的精神遗产也是戴高乐的遗产。当时中国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对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与霸权主义的苏联交恶。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为中国打破“光荣孤立”提供了契机。

　　但人们往往淡忘的是，“承认中国”也同时为法国外交的独立精神提供了最佳佐证，甚至大大提升了法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地位。事实上，戴高乐迈出这一步 绝非偶然。确实，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在当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戴高乐既没有忘记罗斯福、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对他个人的羞辱，也没有忘记法国在二战后承受的 国家羞辱。美、英蓄意将法国排斥在战后布局的国际谈判格局之外是众所周知的。罗斯福与丘吉尔刻意将戴高乐先后排斥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峰会之外，戴高 乐对此始终未能释怀。这些都是导致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走向“伟大和独立”的重要内在因素。

　　事实上，承认中国，是法国向当时的西方“盟主”美国 霸权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法国并非所有事务都以美国马首是瞻。戴高乐当时实际上已经向美国一再表明了这一点。但只有“承认中国”，才真正使美国对法国从此 刮目相看。法国的国际地位也一举飙升，成为冷战两霸格局中的一个“异数”。戴高乐自己也承认，“从此，法国再也不被视为一个跑龙套国家了”。其中最重要的 则是这枚“外交原子弹”使中法两国的“独立外交”闻名于世。这也许是两国建交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法两国处境已大大 不同，世界也早已走出冷战阴云，迈向全球化、多极化。但只要两国继续奉行独立外交精神，遵循戴高乐和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法两国便能够通过紧密的 合作，继续在今天的世界上发挥不寻常的作用，包括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非洲建设、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等诸多重要领域。但中法五十年来的交往历史亦表明，独立 外交精神需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法之间发生过严重的外交危机，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 的售台武器风波和2008年的达赖集团破坏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事件。这两次冲突均因一方介入了另一方的核心利益而引发。所幸的是危机及时得到了抑制。近年来 在中国也出现某些“轻视”法国的声音，认为法国国力衰退，地位下降，已不再值得重视。这是一种误解。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在军事实力上并不比今天奥朗德总 统主持的法国强多少。法国外交从来不是以实力著称，而是着眼于某种精神力量，是一种建筑在“想象力”之上的外交。从戴高乐开始，法国人在外交领域确实做出 了不少远超其国力的行动。西方G8峰会的前身G6是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首倡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希拉克1997年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 提出的、国际“反对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共同阵线是法国率先主导的、由金融危机应运而生的G20峰会是萨科齐建议的……法国的“独立外交精神”及其“想象 力”确实让法国“执二等车票乘坐一等车厢”。中国应该重视法国的这种外交能力。

　　今天法国很多人知道戴高乐在加拿大曾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 但却鲜有人知道戴高乐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天后曾在记者会上大谈中国的“伟大人民”和这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戴高乐承认中国之举，从某种意义上 是因为他与毛泽东的“英雄所见略同”：戴高乐正是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对“独立”始终孜孜以求的国家。事实上，戴高乐在逝世前一直想亲访中国。

　　毛 泽东也非常敬重戴高乐。他曾亲口告诉戴高乐的特使、描述中国革命的《人的境遇》的著名作者马尔罗，称戴高乐是他“遥远的朋友”。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在唁 电中称其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而在毛泽东逝世后，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亲自拟定的唁电中称其为“人类思想之灯塔”!相互尊 重，是中法奉行独立外交的基础。回顾这五十年，凡偏离这一原则时，双方就出现问题。这也许就是戴高乐和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份精神遗产。

　　相 互尊重，在今天世界面临共同挑战的全球格局面前，日益呈现出其重要性。无论是在应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或资源问题，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都需要各国在相 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磋商和谈判的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从这一意义出发，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就是在纪念独立外交及相互尊重的 精神!

　　文汇报记者 郑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