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报》编辑部同仁合影（左起第5人为李大钊）

1927年4月29日，38岁的李大钊被秘密杀害于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他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整整6年后，才得以安葬。其夫人赵纫兰带着儿女寻求北大同仁的帮助，蒋梦麟、沈尹默等13位北大教授冒着巨大风险，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这不是一般的公葬，而是向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反动统治集团的抗议和示威；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作革命的宣传；是向李大钊同志宣誓：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4月28日，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被张作霖及其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时年38岁。

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那年只有16岁。她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记录：

父亲牺牲后，我们在朝阳里的住宅的大门口，流氓、暗探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有时甚至公开跑到我们家搜查，警察分驻所又遣令我们一家限期返乐亭原籍。我们无法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们重新到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把父亲装殓过，然后将灵柩暂停在妙光阁街的浙寺里。五月十一日，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启程回乐亭乡下，哥哥也离开了北京。我们的家庭就这样分散了。

父亲遇难以后，由于白色恐怖，竟找不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可以安葬他。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周折，才设法把父亲的灵柩暂时停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里。灵柩在浙寺每月是要按时交纳租钱的；但当时，我们全家已回到乡下，哪里能够及时到北平来交租呢？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租钱越积越多，我们也就交不起了。就这样，父亲的灵柩在浙寺里整整停放了六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逢年过节，没有人敢来祭奠他。

1933年4月初，赵纫兰带着子女从乐亭来到北平，住到西城区西铁匠胡同颐和公寓，准备料理李大钊的后事。党组织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互济会”的一位同志前来，与赵纫兰商议安葬之事。

对这次商议的结果，李星华在回忆录中记载：“来的同志向母亲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父亲为革命壮烈牺牲，这次给他出殡，要搞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通过出殡，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来的同志问母亲同不同意这样办？母亲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公祭仪式上唱响《国际歌》

根据河北省委的布置，互济会组成公葬李大钊筹备组。3月中旬，筹备组在象来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讨论了具体执行办法。接受任务的北平东城、西城、南城各个互济会分会的成员，分头去搜集照片、传略资料、烈士简历、编写印刷宣传品、制作党旗、刻制石碑……4月中旬，筹备组在宣武门外湖北会馆再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运送石碑问题。

4月19日，在北平《晨报》的广告栏里，刊出了讣告。北京大学校方随后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到香山万安公墓办理购买墓穴的手续。原来，万安公墓早已得知李大钊是被处以绞刑的，以“死于非命”“破坏风水”为借口，加以拒绝。后几经交涉，才勉强答应了，但是只给西南角土区仁字组里一个穴位。其次，再由北大教授何基鸿出面，到地安门外西黄城根信成杠房去找经理狄琴荪商议。杠房听说是抬李大钊的灵，就已经意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老经理向何先生建议，殡仪最好要采取传统的形式，按旧俗办理，以掩饰当局的耳目。其实这些事，地下党组织早有安排。

丧礼若按旧俗办理，费用较高。为此，北大校长蒋梦麟等13人发起募捐，每人捐20元；另外，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马夷初等每人捐20元，李四光、郑天挺等每人捐1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等等。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至今字据尚存。据统计：第一期捐款300余元，第二期捐款270余元。此外，上海各革命团体也寄来捐款200元。

4月22日，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妙光阁浙寺内举行公祭。据《晨报》1933年4月23日报道：“北大已故教授李大钊遗属，昨在宣外妙光阁浙寺，举行公祭李大钊……李氏生前知友易培基、李书华、黄少谷、马裕藻、周作人等，均亲往致祭。团体方面，则有北大公祭李大钊先生同学会，及文艺前线社等。”

▲《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葬礼

4月23日上午8时许，陆续到李大钊灵前致祭的以及准备参加送殡的，已有五六百人，多为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军人。

9时30分，杠房打响尺的孟三头，带领16名杠夫进入灵堂，以一根大绳，用活扣将灵柩的四角各拴上一根抬杆。孝属跪好后，再让各班响器依次到灵前吹奏一遍。这时，有个学生找到乐队指挥，问能不能吹奏《国际歌》，乐队没有应承。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捧大锣，民族形式的拉号、唢呐齐鸣。接着，清音锣鼓“九福班”以笙、笛吹奏“九皇天”一曲，最后由乐队以管号、大小铜锣奏哀乐。没容孟三头喊“本家孝子请起”，学生队伍之中临时选出来的司仪便高喊：“全体肃立！”“唱《国际歌》！”“向李大钊烈士静默致哀三分钟！”

悲壮的歌声响彻浙寺内外。此时浙寺门外，已是一片幡、伞、旗帜的海洋，学生们自制的标语、横幅、挽联也夹杂其间，甚是可观。聚拢的周围市民也有不下千余人了。

起杠时，没让杠夫们喊“加钱儿”谢赏，而是由学生高呼：“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复仇！”现场飘扬起了红绿传单和白色的纸钱，纸钱上也有事先用红戳印好的标语口号。起杠后，杠夫上肩，向墓地进发。32名杠夫肩抬一付红漆大杠，杠上为李大钊灵梓，外面架上了红缎绣花罩一卷。

出殡仪式惊动当局出警阻截

《晨报》1933年4月24日报道：李大钊灵柩“自浙寺发引后，经下斜街、菜市口、进宣武门直奔西直门”。由此可知当年公葬李大钊时的途径路线，是出浙寺山门，左转，向东，仍走妙光阁这条小巷，至下斜街，右转，南行至广安门内大街，再向东至菜市口，然后向北至宣武门、西单牌楼、西四牌楼、新街口，再向西，出西直门至万安公墓。

为掩护李葆华，杠前打幡之事由李家一位亲戚李振华担任。引魂幡上题写着：“中华已故显考李府君守常讳大钊之灵引魂幡。原命前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吉时受生；大限中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未时云终。”

送殡的群众越聚越多，人群拥满马路，汽车、电车以及各种车辆全都断绝了往来。沿街两旁商店的小楼上也站满了人，有人还用照相机在拍照。从队伍走进宣内起，每到一处繁华的地方，就有革命群众团体拦路公祭。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

公葬李大钊之事，地方当局事先已经知道。后来经过闹市区多次路祭，发放传单，宣读祭文，呼喊口号，却也着实惊动了当局。中央宪兵团特务组、北平侦缉队与内四区警署，出动警宪前来阻截。正午12时余，殡列经过西四牌楼，有李之故旧及乐亭同乡路祭。正在宣读祭文之际，忽然开来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警宪下车后，先将读祭文的用枪托打倒在地，又将供桌踢翻。于是，青年学生们便与当局派来的警宪发生肢体冲突。最后，警宪以暴力冲散了送葬的队伍，很多人流血受伤。

信成杠房的先生一见大事不妙，急忙传令孟三头，把棺罩上的“罩片”和执事上的“绣片”全部撤掉，抱在怀中。这时，抬灵的杠夫、执事夫、吹鼓手、僧道等人，都跑到西四北路东边的西安市场小大院里的茶馆“避难”去了。只剩下一付大杠、灵柩与罩架子放在了马路上。

李星华记得很清楚，“顷刻间，西四牌楼变成了一个寂寞冷落的空场。这时，只剩下坐在马车里的母亲和赶车的老马夫，还有我们这一群送殡的孩子和几个亲友，再就是那口深红的棺材”。

化装成李大钊亲友的地下党立即研究对策。假如宪警阻拦灵柩前进，就按原方案，把灵柩停放在大街上，表示抗议。假如他们不阻挠，便继续前进。因宪警只把党旗抢走，驱散群众，并不阻拦灵柩。待军警、特务和宪兵们收兵后，执事的才又将众人找了回来，继续前行。但仍有部分警宪尾随不放，直至走到西直门外白石桥。

▲1920年，李大钊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劳动音》周刊

石碑与棺柩同埋地下

香山万安公墓终于到了。李星华记述：“当我们走到父亲的墓地时，只见墓边的小路上，躺着一块新的石碑，碑面朝天，碑头上镌刻着的鲜红的镰刀斧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碑文的下款，署明革命群众团体。”

这块碑为艾叶青石质，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碑首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碑的正面竖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碑文如下：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肄[肆]月六日大举反共活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肄[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一九三三年四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样的石碑是不能公开竖立在墓前的，只好与棺柩同埋地下。因此，直到1983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烈士陵园进行移灵安葬过程中，方被发现。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请刘复先生写了两块碑，竖立在墓前。在李夫人的碑文中用‘卒’——卒于某年某月；李大钊先生的用‘死’字，表示‘死于横暴’或‘死于非命’的意思。6月初，赵纫兰与李大钊合葬于万安公墓。

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原墓，在今李大钊烈士陵园的南墙之外，坐西朝东。两座石碑，均高1米有余，宽1米。碑文为刘半农教授所书。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后，原墓又回土修整，原墓碑均保留于原址，以供后人凭吊。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