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礼电影《建党伟业》海报

1920年俄国人维经斯基等来中国，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步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控制了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部分地区，俄国的大部分还在前沙皇的军队控制之下。协约国资助俄国白卫军围攻布尔什维克政权，丘吉尔扬言“要把红色的幼苗扼杀在摇篮里”。列宁指挥工农红军和高尔察克、邓尼金、谢苗诺夫的军队进行艰苦斗争。列宁出于世界革命的考虑，认为需要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保卫红色政权，打破国际反动势力的围困。1919年3月，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取代已经不起作用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亚洲各国建立共产党。

共产国际在亚洲和中国联络的过程，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运用苏联档案作了详细考证。1920年初，苏联红军在鄂木斯克打败了高尔察克的白卫军，随即先后占领了伊尔库茨克和海参崴，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俄共远东局。在这种情形下，曾在俄国远东一带活动、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俄共党员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于1919年8月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获政治局批准，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1920年1月，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远东共和国，威廉斯基于2月14日抵达伊尔库茨克，然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驻在那里的俄共远东州委在1920年1月发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通报说，准备与中国革命家建立经常性联系。威廉斯基与俄共远东州委建立了关系，后来还亲自去了中国。这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由海参崴出发去中国，就是威廉斯基指示的。

根据维经斯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代表登记履历，我们知道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1893年生，1907年中学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事务会计等。1913年为谋生计赴美，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7年至1918年在加拿大，1918年春回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亚遭高尔察克军人逮捕，流放萨哈林岛。服刑期间举行暴动，1920年1月回到海参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20年4月经威廉斯基介绍加入共产国际。他不会汉语，之所以被选拔为赴华使者，大概是因为他英语熟练，并有国际交往的经验。

维经斯基以华俄新闻社记者名义，带了两名助手季托夫（东方学院毕业生）和谢列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以及中文翻译杨明斋。他们先到北京，维经斯基通过在北京的俄国人打听情况，问北京的知识界有谁对俄国革命感兴趣。当时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柏烈伟介绍了李大钊，这样，维经斯基与李大钊接上了联系。

但是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的见面并没有深入涉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只是一个初步接触的讨论。张国焘回忆：“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

于是维经斯基一行南下上海，去找陈独秀，这次会面有重大进展。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他的住所、《新青年》编辑部会见了维经斯基，听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叫上李达、李汉俊等人与他一起座谈几次，陈独秀很快决定筹建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忆：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

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暑假，李大钊派他去上海找陈独秀，询问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首先付诸实施：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等。施存统参加了前几次筹备座谈，6月底去了日本。戴季陶被孙中山禁止，中途退出。丁宝林作为唯一女性也参加了前几次座谈，但7月出家当尼姑后，就没有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维经斯基8月17日写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所谓“出版部”，就是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和后来的《共产党》杂志社，“宣传报道部”就是维经斯基的华俄通讯社，“组织部”就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维经斯基于8月再回到北京，北京的筹备工作也加紧开展了。1920年8月16日到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改造联合”的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后来的中共党员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都是会员），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学的山东籍学生为主，于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组织，发行《曙光》杂志，自1920年起开始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天津的觉悟社是以马骏、周恩来、刘清扬等为中心，于1919年9月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人道社是发行《新社会》杂志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于1920年8月结成的青年组织，刊行《人道》杂志。青年互助团是工读互助团解散后成立的团体。

这五个团体的会议是为了联合各地的进步团体而召开的。在16日的茶话会上，李大钊呼吁：为了求得内部一致，必须要明确主义，各团体要据此加强联络。18日，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大会，李大钊、张申府出席，会上决定统一团体的名称为“改造联合”。第二天在少年中国茶话会上，李大钊说：“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与北大学生多次接触座谈，罗章龙对此记录得很详细：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讲话中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罗章龙说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成员有30多人。但是研究会的成员不一定都能加入共产党，李大钊为人谨慎，在建党问题上不会贸然行事。当时与他商量建党的人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张申府。张申府回忆：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八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申府的回忆比较合理，为一些党史研究采纳。10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扩大发展了成员，形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张申府当年10月就去法国了，所以后来张国焘、罗章龙的回忆录都没提到他是成员。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

维经斯基的中国之行建立起上海、北京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步。之所以能有这个成绩，除了他的活动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带来了必要的经费。众所周知，建立一个政党，开展组织、联络、宣传等工作，没有经费是不行的。五四之后中国涌现了大量的进步团体，出版刊物，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脱颖而出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与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是密不可分的。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给了多少经费，档案资料没有明确记录。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消息是很灵通的。他们对上海的俄国侨民进行监控，名单有几十人，都称为“过激党”。1922年7月8日，在上海的木下内务事务官给日本警方写过一个报告《在上海的共产党》，提到过经费的事情：

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上海共产党是公历一九二〇年五月，由中国人陈独秀一派创建的。其后就在暗中开展活动，共同为党的发展而努力。目前号称有党员四百人，但多数为人云亦云的附和之辈。真正埋头研究主义，或一切行动为主义的且具有深厚基础者，仅有二十余人。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间，伊尔库茨克政府特派员波波夫、巴赛斯基来上海之际，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与陈独秀见面，还交给其一笔宣传费。后来他们再来时，也多次送过钱来。传其总额达八十万日元，其中二万日元是交给日本人的等。虽然这些不一定就可信。但上海共产党的财源其后好像确是略微丰富了一些。

日本人的报告说的是1920年至1922年共产国际资助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数字是估算的，这个资助确有其事。

——摘自《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