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与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柏龄（右）合影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参与领导过北伐与东征，参与创建了黄埔军校，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称之为：“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党军锋芒所指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才称蒋介石为“赤军领袖”，恨之入骨。纵览蒋介石“反共”的一生，这是仅有的一段短暂且鲜为人知的红史。

●预料两三年内必定革命成功●

1908年，蒋介石经盟兄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第三年，又是陈其美的推荐和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召见了他。  自此，他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投身革命。一次次起义的失败，他开始思忖失败的原因，寻觅新的出路。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一年，他恰当而立之年。迷茫中的中国革命青年得以新的启示，走俄国人的路似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识，蒋介石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也就是在这时产生学习俄文、去苏俄学习的想法。1919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编》，这段时间，蒋介石尤为赞赏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称他们“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列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中国革命所缺少的就是列宁的“劳农兵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捣乱、制裁乃至封锁，都未能动摇其国本，就是因为“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而言欧美乃至日本的外交支持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地方军阀帮助革命更是荒诞不经，中国革命“恃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他早就有意“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

苏俄对当时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神秘感，谁都想实地感受一下。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列宁抱病出席会议并接见出席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张秋白和瞿秋白等，提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议。孙中山在寻求西方列强援助无望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到了苏俄。8月，孙中山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向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主张，并主动请求去苏俄考察。

蒋介石是个急性子，当他向孙中山提出赴苏俄考察时，恨不得马上就能批准成行。10月，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可他到任不到一个月，就以经费难筹的理由，撂了挑子离开福州前线，回到溪口老家。

孙中山知道蒋介石在闹情绪，这种情绪来自赴苏俄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因医治眼病，迟于4月到任，到任后又因军中关系不睦，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去香港，准备回溪口老家。当他得知孙中山将派代表赴苏俄考察时，立即动了心思，于7月13日在香港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要求赴苏俄考察，甚至说：“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其态度的坚决已溢于字里行间，而意气用事的偏狭，又犯了“撂挑子”的老毛病。

孙中山一直想派团赴苏俄考察，以学习苏俄的经验，组建一支纪律严明的党军，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现在广州已成为革命的大本营，终于有了凭借，于是，孙中山断然决定组织“孙逸仙代表团”，由蒋介石、王登云、符定一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组成，蒋介石为团长。8月5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党内元老张继、汪精卫等商议组代表团等事宜。他还起草了一份给苏俄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书，提出：“中国革命之根本计划，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唯一方略也。”

●如不允赴俄 只有消极独善●

蒋介石怀揣着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期待，心存组建一支“有主义有精神”的党军的心愿，率团于同年9月2日到达莫斯科，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考察。他们受到苏联外交官的迎接，在前往宾馆的途中，看到据说二十万人的游行，那迎风飘扬的红旗，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广泛接触苏联党政军方面的负责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加里宁、齐契林、鲁祖塔克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鲁祖塔克介绍苏俄革命、新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时，他十分专注地听着，表示：“国民党向来把俄共当作自己的亲姐妹。”9月7日上午，蒋介石一行拜访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苏共中央政治秘书罗素达克接待了他们，通过罗素达克的情况介绍，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工人、农民的拥护和实行民族自治的政策。这种认识似乎一直没改变，1952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仍坚持这样的看法：在民怨沸腾的“沙皇暴政统治之下”，“人民对沙皇的一种‘时日曷丧，的痛恨”，“给予俄共从事暴动”提供了“勃然兴起最有利的一个时代背景”，

苏联正是万象更新之时，要看的地方太多，要了解的内容也是太多。他们只能象征性地出席一些会议，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考察苏联红军和新式武器上。9月17日，他们参观苏军步兵第一四四团，这个团的党代表制度对他很有启发。党代表与相应的军事长官权责分明，团长只负责军事指挥，党代表则负责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务。党代表制度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他在黄埔军校就借鉴了这一制度，并一直沿用。

他对苏联的武器开发尤感兴趣，在军用化学学校看到了毒瓦斯的使用和防御的研究。他对苏联正准备使用的骑兵用机关手枪，更是赞不绝口。这种武器轻便灵巧，每次可发射三十五颗子弹。他明显地观察到苏联对于武器的研究和开发的先进，已不在欧美各国之下。他还试乘飞机，那种感觉真是“翱翔天际如履平地”。

共产国际接待了蒋介石一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和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听取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介绍。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作了答谢辞，他说：“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地工作，还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友人多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革命问题。”

▲年轻时的蒋介石

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比较满意，还有意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他则以请示孙中山为由而婉拒。他在答谢辞中所提出的希望苏联派员“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革命问题”，引起各方的重视。当时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就一口应允这一请求，表示：“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托洛茨基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洛茨基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  印度与土耳其。……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

●中国人民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苏联曾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可当蒋介石提出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这一基地时，却遭到拒绝，他们无视对孙中山的允诺，提出种种借口，说什么国民党还没有到“采取军事行动之时”，国民党在以后几年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并说，蒙古人害怕中国人，为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国民党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外蒙有军事行动。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当然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早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沙俄就乘中国国内纷乱的局势，支持外蒙古独立。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和1920年，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曾经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接着，1923年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又再次声明：苏联“绝无使外蒙脱离中国的意向”。

蒋介石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会谈时，对所谓蒙古人怕中国人的说法予以反驳，他说：“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协作的目的时，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他认为外蒙能否自治，就看苏共是否有“诚意”。苏共不可能让外蒙自治，这恰是蒋介石所极为不满的。

另一件事给他的刺激也很大，那就是10月10日，在他们下榻的宾馆举行中华民国国庆纪念会，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部到场。这些年轻的学生对苏联怀有一颗朝圣般的虔诚的心，他们怀着好奇，希望能听到更多的苏联的信息，可是，蒋介石却偏偏不向他们传递苏联的内容，甚至不无挑衅地说：“我不谈俄罗斯！……我要讲中国的情况。你们在如此热烈地讨论外国理论之前，应该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国家。”

他还在讲话中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年轻的学生又不满意了，为什么不说马克思，为什么不说列宁，为什么不说俄国的经验？这些留学生当时就非难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有的还致信孙中山说：“中国革命党人忠臣多而同志少。”

这些不愉快并不影响他对苏联的兴趣，也不妨碍他对新思想的探究。在莫斯科期间，他既读了《马克思学说概要》，又读了《共产党宣言》，读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久久领略其味，不忍掩卷。”至于对苏联印象，虽不乏批评之处，但总体还是觉得“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而对苏联红军更是赞不绝口，称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

就要回国了，行前在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话别时，他的很多语言都显现出左倾激进的色彩。他赞成苏联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并说同有些国家相比，“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就必须借助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甚至向共产国际建议，组成俄、德、中“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就急急赶回到溪口老家，一待就是两个星期。孙中山急欲知道苏联考察的详情，可蒋介石又耍起了小性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可他却连代表都不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既然不是大会代表，那么就更别侈谈什么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而中共党员却多有当选者，这使他实在接受不了。素有“红脸将军”之称的他，愤愤不平的急躁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立即给孙中山去信抱怨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3月14日，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这种情绪就更是暴露无遗，他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

这固然是牢骚话，其中也包含着在苏联的些许不愉快，而他对主义却没有质疑，以为“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在他看来苏联所考察的一些“事实”，尽管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他仍然认为“主义之可信”，此时的情绪只是因不能出席“一大”，而移情迁怒于中共与苏共。

从1908年入同盟会，到1975年逝世，在几近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的这段联俄联共的经历，可谓是一段稍纵即逝的岁月。不过他的联俄联共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国民党乃是正统，三民主义乃是唯一的理论基础，一旦这些受到批评和质疑，他的联俄联共也就不能继续存在和延伸，甚至会走向反面。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摘自《传记文学》2016年04期

作者：张家康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