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瘟神》连环画

二十世纪中叶，血吸虫病曾给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夺走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调动千军万马，围歼血吸虫病，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1958年，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后，非常激动，写下了七律《送瘟神》二首。

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

血吸虫病曾遍布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受威胁人口达1亿以上。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成侏儒。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之前本有1000多户人家，到1954年因此病仅剩2人；安徽省的宁国县和歙县因血吸虫病，出现了“棺材田”“寡妇村”。1948年，美籍华人徐藩前往浙江嘉兴步云镇考察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样的文字：“嘉兴步云镇，位于县之东北隅，人口九千一百。据调查所得，该地居民约百分之六十患有血吸虫病……予曾至该镇之墙头村，此村在二十年前，有十余家约百人，现仅剩一家四口，而此四口中，又见一人已有腹水。其人口衰落原因，均系直接或间接因‘日本血吸虫病’死亡。其房屋亦因住户死后无人居住，已为江北的船户拆毁，惟余地基上的旧石础，及破毁棺木数具……”在血吸虫病疫区，流传着一首首悲惨的民谣：

肚胞病，害人精，任屯村里栽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

方湾大肚病，女不生育男“怀孕”，田野荒草尸骨盖，湖畔芦花哭亡灵，孤儿寡母苦仃伶。

解放后，党中央十分关心血吸虫的防治工作，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号召。

195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专门领导血防工作。预防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953年国务院下文，令各省、市、县都要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机构。湖南省华容县《血防志》记载：“1953年5月，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成立，编制20人，站址设城关镇。”1955年底，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6年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6条明确规定“在七至十二年间消灭血吸虫病”。此后每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几乎都有相关文件下发。

各省、市、县颁发的各种文告、指令难以计数，且从省、市、县到乡镇四级，都迅即建起了血防机构。各类宣传机构在那场以举国之力送“瘟神”的运动中也出了大力。据不完全统计，在1955年以后的20年间，仅中央血防办公室组织拍摄的科教片就有四部，又摄有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各两部。此外，各省、市出版的画册、小说、诗歌、歌曲、连环画、科普读物也浩如烟海。曾任中央血防小组组长的魏文伯同志，还亲笔写下了《送瘟神三字经》以传世：“血吸虫，害人精，粪中卵，要小心。粪入水，卵变形，长毛蚴，钻螺身……新社会，传佳音，党号召，送瘟神。断病源，要认真。搞防护，不可轻，粪管好，肥成金……”

至于基层的各防治机构，则以印发资料、巡回放电影、有线广播、墙报、文艺演唱等形式，将宣传工作做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

防治血吸虫病，重点在“防”字。因为患病者的数目再多，若不新增病员，以新中国之力，总有一天能将其“基本治完”。染病者总是在增加，是因为血吸虫孵化的“中间站”本是钉螺，而钉螺又生于野外，“土坷垃里刨食”的数亿农民又必须终日在野外劳作，故如何消灭钉螺便成了防治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土地都查遍、“刨翻”，绝非易事。毛主席又提出了那句他多次说过的老话：要放手发动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于是，在当年的“南中国”，针对不同地貌创造出了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仅择湖南省华容县及江西余江县的几个事例为证：

华容县《血防志》记载：“1958年11月5日，钱粮湖灭螺围挽工程开工，投入劳力18.82万人。至1959年1月13日第一期工程告竣，围挽洞庭外洲有螺面积三十万亩。”当时华容县的总人口也就40来万，投入的劳力数几乎近半，可见该县灭螺的决心之大，亦可想象当年该县的灭螺规模之宏！试想两三百平方公里的荒洲阔野，一夜之间被密如蛛网的“挑土大军”布满，且红旗猎猎，所牵的无数有线广播都“唱”着“灭螺战歌”，那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场景！围挽成功后，县里又迅速将血防指挥部迁往新挽，采取各种方法，就地指挥已挽面积的灭螺工作。

华容县《血防志》还记载：“1958年12月8日至28日，全县出动劳力6346人，耕牛3514头，对洞庭湖堤3华里长的外洲进行了垦荒灭螺。20天时间翻耕洲滩5.47万亩。”此段时间与该县当年围挽钱粮湖是“同期”，可见证该县当时参加灭螺的总人数高达19.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一半。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他们还用铲草积肥、三光灭螺等多种方法，消灭屋基、墙脚、树蔸、石桥缝中的钉螺。经过两年苦战，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祸根——钉螺。”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民战争”！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读者应能从上述两个县的事例中，想象出当年整个“南中国”气势恢宏的灭螺场景。而在那场浩大的灭螺战斗中，还有着无数解放军战士的身影。当年所有驻扎在疫区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参加了那场“战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写下的七言律诗《送瘟神》二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筑起新的长城”送“瘟神”

1985年，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公告：“至1984年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一千一百多万，消灭钉螺面积一百一十多亿平方米，有七十六个县（市、区）消灭了血吸虫病，一百九十三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成绩无疑是伟大的。之所以能治愈这么多病人，关键措施之一就是重症者治疗全部免费；之所以能消灭那么多面积的钉螺，关键是发动数亿农民参与查螺、灭螺。所以，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才这样论断：“我国血防工作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江西省余江县兰田畈的刘金元，患血吸虫病后肚大如鼓，家人已为他准备了薄棺匣，但他却被救活了，还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陈国栋，也是江西省余江县兰田畈人，少年时曾患血吸虫病，后被治愈，长大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夏顺香，安徽宿松县龙湖旁的方家大屋人。方家大屋本是个有50多户人家、500多人的大屋场，可因血吸虫病仅剩下4个孩童和48名寡妇，被称为“寡妇村”，夏顺香就是其中的一个“寡妇”。屋场所剩的4个孩童中，有两个是她的孩子，可她自己却是血吸虫病晚期。解放后，她不但治好了病，还看着儿女成家立业，阖家重新繁衍成一个12人的大家庭，为恢复方家大屋往日人丁兴旺的盛况“带了个好头”。

江苏昆山县因系血吸虫病重疫区，1960年前全部免除兵役，1961年至1967年每年也仅出兵百人左右。通过大搞“群众血防运动”，1972年出兵人数增至1020人，体检合格率从1969年的21.6%上升至79.8%。

上海市青浦县任屯村，原是一个血吸虫病严重的“肚胞村”，解放前的20年间，有500多人被“瘟神”夺去生命，其中全家去世的有97户，仅剩一人的有28户，侥幸活下来的仅461人。经过1955至1962年的送“瘟神”运动，村民健康情况大大改善，村里组建了农民篮球队，在1963年县里组织的“全县农民运动会”中，一举夺得冠军。村里尚在的“老书先生”诙谐打诨：“过去‘篮球’在肚里，如今篮球在手里。”

福建省福清县的东张一带本是重疫区，其北靠的石竹山漫坡满岭栖满钉螺，当地人多逃往外地，十室九空。又因逃往国外的人数较多，被称为“侨乡”。只不过侨民怕惹上“瘟神”，不敢轻易回乡。解放后县政府将这里定为灭螺重区，号召当地的群众查螺，还从外地调来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农工，采取喷雾器喷药、火烧、药物泥糊等办法，硬是将漫山遍野的钉螺全部消灭了。1958年县里又兴建了东张水库。如今此地已建成“石竹山旅游区”，成为福建省的八大旅游胜地之一。众多侨民络绎归来，徜徉山水间，感叹祖国血防工作的伟大。

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防治血吸虫病三十年》纪念册中记述：“如今全国共有血防专业干部一万六千多名，他们常年战斗在血防第一线，涌现出许多先进工作者，有的在工作中感染了血吸虫病，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时常忆起当年军民万众一心送“瘟神”，围歼血吸虫病的场景。我们这个民族，遇事总能万众一心，“筑起新的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六期

作者：贺绍东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