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

1988年4月，面对海峡两岸日益涌动的统一浪潮，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胡秋原审时度势，在台湾地区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不顾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偕夫人敬幼如及长女胡采禾，从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回到了阔别四十载的祖国，以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份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事实上，胡秋原此举与他早年的反蒋抗日经历和与共产党的接触合作颇有渊源，本文作者籍由追溯他赴台前后的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胡秋原以民族大义为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的人生境界。

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胡秋原是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1988年的这次交流活动，在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华人中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而胡秋原却在返回台湾地区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某些台独分子甚至公开扬言要求“法办胡秋原”，叫嚣要判他“死刑”。面对这些声音，他说：“秋原一介老儒，平日服膺横渠四为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倡三大尊严（‘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八十老翁，除中国之富强、同胞之幸福之外，尚复何求？”“破冰之旅”当是他个人信奉的立身于道统、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最好诠释。

胡秋原是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毕生以“文章报国”，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而他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问家，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的知识人。他与共产党渊源颇深，曾公开反对蒋介石，并长期与共产党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长期在国民党当局任职，并于1948年当选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但他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步调又并非完全一致。笔者认为，综合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理解胡秋原的政治生涯，特别是他于1949年离开大陆，经香港辗转赴台的全过程。

与十九路军关系密切，坚持反蒋抗日

1933年1月，日寇开始向热河及华北进犯，大片国土被蚕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南京国民政府却妥协退让，消极抗战。《塘沽协定》签定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及军长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正是十九路军将领与蒋介石在抗战主张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福建事变的发生。

而胡秋原与十九路军将领的关系，源于神州国光社与《读书杂志》。神州国光社创办于1901年，最初以影印书画、字帖、金石、印谱为主。此后，该社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陈铭枢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老长官。1928年他出资买下该社，由王礼锡任总编辑，并创办《读书杂志》。神州国光社虽由陈铭枢个人出资购买，但实际上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也确立了它与十九路军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神州国光社日渐由一个单纯的出版机构，转变为文化乃至政治团体。

1933年，胡秋原出任《读书杂志》主编。当年6月，胡秋原应刘叔模（刘叔模早年留学法国，当时是陈铭枢和十九路军驻沪代表）的要求，将陈铭枢的讲稿《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刊于《读书杂志》第6期。此文是陈铭枢5月27日在福建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辞，文中主张言论自由及全民抗日，并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命令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反对妥协退让。就在刘叔模要求胡秋原将陈铭枢的讲辞发表于《读书杂志》后不久，李济深和陈铭枢又拍了一封密电给刘叔模和胡秋原，要他们面请蔡元培和杨杏佛赴港议事。不料没过几天，1933年6月18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杨杏佛被刺，当场殒命。正是因为胡秋原与王礼锡、陈铭枢之间一连串的关系，在坚决抗击日寇的共同主张下，他与十九路军走到了一起。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下，鉴于与神州国光社及《读书杂志》的关系，胡秋原为此不得不避难于香港，而当时他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

1933年7月间，胡秋原短暂回到上海，将《读书杂志》第7期编辑出版，并宣布《读书杂志》脱离神州国光社，他本人亦发表声明辞去主编职务。在处理完《读书杂志》善后工作后，胡秋原奔赴香港。11月初，胡秋原与刘叔模等一行人来到福州。神州国光社的许多编辑、特约编辑，也应陈铭枢之邀，先后入闽，参加了事变的筹划和运作，他们和陈铭枢一起在福建事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胡秋原到福州后，福建省政府就请他担任福州《民国日报》的社长，由他出面主持文宣工作。不久，李济深、陈铭枢等也相继抵达。1933年11月中旬，十九路军将领召集鼓山会议，最终决定在20日宣布成立新政府，并决定改变国号为“中华共和国”。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正式爆发。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随即建立了由陈铭枢兼主任的文化委员会，王礼锡以秘书长名义实际主持，胡秋原、梅龚彬、程希孟等神州国光社成员负责具体运作。原《民国日报》改组为《人民日报》，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机关报，由胡秋原和彭芳草主办。在此期间，胡秋原为福建人民政府起草了大量的政治文稿。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1933年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精锐部队攻打福建。1934年1月21日，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胡秋原于1934年1月中旬乘船经厦门，再次逃往香港。

与共产党合作，营救左联成员

胡秋原抵达香港后不久，旋即被香港政府逮捕入狱，后经陈铭枢等人出面营救，得以交保释放，但香港政府仍对他作出了“驱逐出境”的判决。正当胡秋原为去处犯愁之际，陈铭枢、蔡廷锴决定让他带陈、蔡两家的三名子女一同去英国留学，并募得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应付胡秋原在英国半年的开销。但在当时的状况下，他们无法取得有效护照，只得以“宣誓证明书”作为临时护照，经意大利抵达英国。1934年3月中旬，胡秋原与陈、蔡两家的孩子登上了开往意大利的邮轮。

1934年4月中旬，胡秋原一行抵达威尼斯，后经佛罗伦萨抵达罗马。在罗马的中国公使馆（不久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胡秋原以“吴楚野”之名补办了护照，办妥了到英国居留的签证手续，于1934年5月初抵达伦敦。自此胡秋原开始了在大英博物馆的读书计划。

1934年11月间，胡秋原与王礼锡赴苏联、德国、荷兰作短暂旅行。其间，在莫斯科曾与现代女作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胡兰畦取得联系。正当准备返国之际，胡秋原收到了一封寄自苏联的胡兰畦来函，邀请他再赴莫斯科。胡秋原不明缘由，回信询问，并未贸然前往。不久，胡兰畦回函解释，词意恳切。于是，胡秋原决定延迟归国日期，于1934年12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与胡兰畦晤面后，胡秋原方才知道原来是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邀请他协助编辑《救国时报》与《全民月刊》。于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胡秋原与李立三等人共事，直至1936年6月中旬。

1936年8月间，胡秋原为参加“世界和平运动”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编辑了《中国与和平》《中国为和平而战》两本小册子，并于9月初赴布鲁塞尔与会。不久，又在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并选举产生了抗联会常务委员会，胡秋原、陈铭枢、王礼锡等被选为常务委员。胡秋原为抗联会起草了大量文件，并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鲁迅追悼会。1936年12月上旬，胡秋原拟乘船经由美国返回香港，惊闻西安事变发生，于是决定暂留美国。居美期间，胡秋原或演讲，或辩论，或撰文，提倡抗日，交游者有陶行知、陈翰笙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秋原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9月初经香港返家，稍作停留后即奔赴南京。

其实早在1933年，应冯雪峰的请求，胡秋原亲作担保，将正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的一位“左联朋友”掩护在自己掌控中的神州国光社住了下来，这个“生病”的“左联朋友”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1942年2月，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抓去关押在了上饶集中营，同年底，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找到胡秋原，他二话没说，当即加入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列。

与共产党的关系，变成了令人心惊胆颤的红帽子

1946年1月，胡秋原回到黄陂，恢复了前川中学，并出任校长。于3月上旬出席重庆政府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又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其后，胡秋原赴南京参加余井塘倡导的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1946年11月中旬，到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闭幕时，前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前来看望胡秋原，邀请他出任由其主持的《东南日报》总主笔，当时《东南日报》已迁至上海。他欣然允诺，并于1947年初赴上海《东南日报》就职。同时，《前线日报》和《时事新报》也迁到上海，两份报纸都力邀胡秋原撰文。

这期间，胡秋原与陈霆锐、端木恺、钱纳水等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汇集民众的力量，达成公正与和平，避免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平运动曾集会多次，声势日渐浩大。1947年4月，和平运动的声势更大了，甚至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正当和平运动逐渐形成一股巨大舆论力量之时，国民党高层却出面阻挠，并以准备“动员戡乱”为由，彻底关闭和平的大门。

1947年6月，胡秋原向胡健中请辞，应罗贡华之邀前往南京。此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在1947年底举行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的选举，胡秋原与罗贡华合力奔走，试图团结一部分CC系与黄埔系以外的国民党派别，以及国共两党之外的学术界人士，组建“民主政治学会”，在新的立法院与政府机关进行一次改革运动。正当民主政治学会开始筹备时，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7月宣布进入“动员戡乱时期”，此前国共谈判已完全破裂。但在1947年下半年，胡秋原仍在为民主政治学会多方奔走，并未放弃对民主的尝试。1948年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民主政治学会”已颇具规模。1948年5月，立法委员中有150多人是“民主政治学会”的会员，但终因对立法院副院长人选意见不一致而宣告解散。

1948年8月，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结果造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濒临全面崩溃。9月间，胡秋原一度在立法院提出临时动议，检讨时局，批评政府。11月上旬，胡秋原又邀约立法委员黄建中、费希平、钱纳水共同发表对当前时局的主张，谏言献策。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1948年底，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日暮穷途，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也日趋激烈。在这山雨欲来的时期，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漩涡，胡秋原于1948年末离开南京，回到汉口。

回到汉口后不久，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潜曾邀胡秋原出面，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立一个新的党派，终为胡秋原婉拒。此时《香港时报》正准备在1949年8月初创刊，社长许孝炎来电聘请胡秋原为主笔。胡秋原随即来到香港。1949年11月，胡秋原离开了《香港时报》，一度以经营洗衣店和养猪维生。其间，胡秋原还在卜少夫主持的《新闻天地》上撰文。此时恰逢徐复观也来到香港，创办了《民主评论》杂志，胡秋原也应邀著译文章。

1950年3月底，胡秋原以“尤治平”之名，在《民主评论》发表了题为《中国之悲剧》的长文。徐复观对此文甚为感佩，将它印成单行本，并请陈石孚教授译成英文，题为《由精神真空到共产主义》，影响颇大。1950年5月初，胡秋原只身飞抵台湾，暂居钱纳水寓所。在观察并研究了台湾的现状之后，于5月中旬在《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看台湾》的文章。不久，他仍回到香港，受《香港时报》之邀，再任主笔，并为其主编“七日世界”。1950年冬，胡秋原举家迁台。

胡秋原身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但他一贯以“自由人”“自由的知识阶层”自居，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步调并非一致。他向来不囿于政党派系，而是深深根植于民族立场，因此他历来对国民党有所批评。作为个人，在国民党势力最盛之时，他为国民党之敌，而且自始至终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在共产党势力弱小之时，他为共产党之友，并且打算在新中国建立后做共产党之百姓。因此，他说自己离开大陆，“根本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问题也。”而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变成了令人心惊胆颤的红帽子。在台湾的后半生，这层关系也成了永远洗脱不掉的罪名，不得不一再地面对那些对他左翼言行的拷问、清算乃至审判。

归访大陆，实现两岸破冰之旅

胡秋原一生以民族大义为重，每逢事关中华民族大是大非问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仗义执言，挺身而出。1963年8月，胡秋原在台湾创办《中华杂志》，主张由学术探讨中国前途，坚持中国价值，倡导“三大尊严”，使《中华杂志》成为民族主义重镇，影响了一批台湾知识分子。

1969年中苏边界爆发珍宝岛军事冲突事件，胡秋原超越党派利益，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珍宝岛事件与中国人民立场》，声援大陆同胞，鼓励政府保卫疆土，不可向苏联屈服。20世纪70年代初期，胡秋原声援保钓运动，对台湾当局所采取的防患与压制的态度予以尖锐地批评；接着又有力地反击了皇民化台独分子的攻讦，揭发了台独卖国主义的丑行，批判了他们所谓“非法侵占尖阁群岛”的谬论。1972年，胡秋原发起反对椎名来华示威运动，自此每年举行七七抗战纪念会。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发生，当时的台湾主流文坛宣称“狼来了”，欲以反共之名，以文艺政策制止乡土文学。胡秋原主张“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又与徐复观、郑学稼出面缓颊，制止整肃风暴，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台湾乡土文学。1980年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当时台湾“党”“政”“军”以及“学”界，几乎清一色认为应该严办事变人物，台湾一些本省人士也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胡秋原却在《中华杂志》上发表社论，反对省籍对立，劝当局宽大处理。

《中华杂志》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坚定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它在“中国统一联盟”的酝酿、筹备、成立、运作的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苏冷战趋于缓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及开放大陆探亲，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胡秋原深感中国人只有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方能应付21世纪的世界局势，保障中华民族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民进党自成立后，日益暴露出其“台独”倾向，民主只是“台独”幌子。一时间，“台独”声浪高涨。“台独”的叫嚣甚至淹没了统一的呼声，以致整个社会倾向受到影响。胡秋原高瞻远瞩，振臂一呼，筹备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应者云集。

1988年4月4日，“中国统一联盟”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胡秋原为名誉主席，陈映真为第一任主席。“中国统一联盟”自创立以来，虽然遭到了分离主义势力的诽谤与恐吓，但是它推动祖国统一的努力从未间断。正是由于旗帜鲜明地主张“两岸统一”，“中国统一联盟”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在李登辉掌权的十余年间，成为台湾岛内立场最为坚定的“反独促统”的政治团体之一。胡秋原曾说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正派。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超越党派利益，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在1988年归访大陆，实现两岸破冰之旅。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一期

作者：谢远笋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