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皖南事变的牺牲为转折，中共打退了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史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通过这次斗争，中共对王明右倾路线的认识更清楚了。皖南事变以血的代价让中共在军事上受了重大损失，政治上却有很大进展，并对以后的军事发展有利。同时也表现出毛泽东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历史，也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300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一二月，每月都是50件左右。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9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11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

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毛泽东确实需要人手的时候来到了毛泽东身边。

没有当过秘书的胡乔木确实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是文化秘书。可该从哪里做起呢？来报到那天，和毛主席见了一面，自己半是紧张半是激动，没敢问这问那。而毛泽东呢？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寒暄了一下，那样子好像就是他知道来了这么一个新秘书似的，什么工作？如何工作？一句话也没交代，就匆匆地忙他手头的工作去了。

这多少与胡乔木想象中的会面有些距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才想起王若飞通知时说过的：毛主席缺人手，他真是太忙了。

第二天，胡乔木又鼓起勇气，敲响了毛泽东的家门。一进门，胡乔木看见毛泽东正在埋头校对文稿。或许做过编辑的人对校对都有一种敏感。胡乔木看见办公桌上还摆着很多文稿，就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来干这个事吧？”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笑着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

胡乔木看毛泽东没什么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心情也放松下来，笑了笑。

毛泽东接着说：“校对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心细。校对也叫校雠，就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正在校对的《六大以来》的清样，转交给胡乔木。而胡乔木也从校对工作开始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政治生涯。

《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是1940年下半年开始的，起初是由王首道负责，由中央秘书处的裴桐负责文献收集工作。胡乔木来了以后就慢慢地交给他负责了。《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1 年11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280多万字。它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编印一本书，而是为预定于1941 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准备材料，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但是即使在党的高中级干部中，在1941 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主要是指王明的‘左’倾路线和立三路线所带来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

毛泽东对这些文件审核是相当认真的，不仅每篇必读，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了修改。在编辑中，对文献的选择也是精心的，不是有文必录，尤其是对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挑选格外认真、严格。

毛泽东先后挑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以散页形式发给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因此，《六大以来》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汇集本，一个是选集本。汇集本仅仅印刷了500套，只发中央各部机关、中央局、军委、军分区等大单位，不对个人发放。后来在撤离延安时因携带不便只由中央秘书处带出了几部，其余全部销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大以来》的编印其实就是要解决中共党史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比如像“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到底是什么，算一算历史账，在政治上说清楚。

杨尚昆说：“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是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作者：丁晓平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丁晓平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