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童道明、演员濮存昕、出版人丛晓眉与本文作者孙小宁在2016年北京朴道堂书店纪念契诃夫活动上

一、最后

童道明老师逝世，这个消息在我这里得以最终接纳，记忆的滚动屏上渐次浮现的，是这样一些场景：

最后一次微信聊天，是在他去世前一周。我把“楚尘公号”里的6月书单转发给他，因为其中有他编译重版的《梅耶荷德谈话录》，他迅即回了几个字：谢谢告知，看得高兴。他说高兴，肯定也包含对标题的满意。“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他在其中应该能感受到诗意。觉得他精神头儿不错，我便试探一句：身体怎样了，好些了吗？他说：好一些了。我说，那好好养，再过一段时间去看您。

最后一次手机通话，是在今年的3月8日。往年这一天，他会以非常郑重的短信形式，祝他认识的女性节日快乐。但这一次，他打的是电话。当时的我，正在地铁里。仍然是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开口就说：“我可能以后再不能祝你节日快乐了。我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我迅速在脑海里把各种不祥预感掐去，直接截住了话头，我说：童老师，我们去看您。他说：先别来……来了，我还得面对你们，也会很累。

那次通话中，我其实还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于他而言——事实，那就是一直对他心怀尊敬的北青报才女尚晓岚几天前离世。我不想用这消息让他伤心。但隔不久，我还是在他的个人公号里，看到了他悼念晓岚的文章。这使我意识到，尽管身体大不如从前，他依旧没有切断和外面的联系。

▲ 童道明

时间再往回推，2017年临近岁末，我和朋友一起受邀参加了他的80岁生日会。一圈人说着对他的感念，他也说了无数感谢话给大家。叫着名字挨个说，宛若一笔一划认真地撰写着一本感谢簿。都说童老师记性好，其实是他心存感恩。2014年出剧作集《一双眼睛两条河》时，他写了个长序《道明一甲子》，得意地告诉我，他把很多人的名字都放进去了。我在其中发现了自己，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大家或远或近、或伟大或平凡地出现在他的人生交叉小径上，感觉那些路，既能延伸到他江南家乡的青山绿水，也能伸展至广阔的俄罗斯森林。既通向人艺舞台上的艺术家，也能靠近俄罗斯文学星空下那些诗人作家。说他抗拒翻译这个头衔，但他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并不少，凡是出现在他随笔集里的片段引文，多是由他亲手来翻，让人对诞生了契诃夫的文学土地无限敬仰。

生日会的嘉宾发言，我后来整理出一个版，标题起作《他的幸福来源于契诃夫》。版上涉及到有关梅耶荷德的一句名言，怕记得不确切，就电话求证，他脱口而出：剧场开放，走进观众，有人批评梅耶荷德，有人赞美梅耶荷德，艺术的青春也就在于此。

但生日会并非最后一面。拜出版《可爱的契诃夫》的好友丛晓眉提醒——之后，我们还约在他家附近的广西大厦聚餐，和濮存昕老师一起商谈一个出版事宜。童老师提想法时，有时天真得让人想到那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我们不置可否。濮老师也只顾低头给每人布菜。告别是在广西大厦楼下的马路边，他家对面。只要斜穿过一条小马路，就能到达他住的小区。晓眉记得，从不让人搀扶的童老师，这回对我们说：搀我一下，我好像不敢这样一个人过马路了。

最后一次开车载他看戏，是李六乙导演的《小城之春》。2016年4月，一个初春的寒夜。进到天桥剧场，眼看他步履缓慢，我忍不住又问了句：是否现在很少看戏了？他说是的。“我想两年后就不出来看戏了。到时我就80岁了。宗江先生70岁时就跟我们说，我就不出来和你们看戏了。他那时70岁，我59岁。他以前爱开玩笑，最后两年却不怎么笑。到这时你好像叫不出平常爱叫的宗江先生，只能叫他黄老。”（类似的话在他的《纪念黄宗江》一文中也说过，但说的不是戏，而是开会。作者注）在他这里，你总能听到他的前辈的轶事，而且分明感到，他是看着尊敬的前辈，思考着自己。

开演前坐在座位上，翻动节目单，导演费穆先生的简介里写着逝世时才44岁，我叹，那时人真是生命短暂，而艺术炉火纯青。童老师立马又说出一串人的年龄：契诃夫44岁，莱蒙托夫27岁。俄罗斯只有托尔斯泰活得久些。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一事，告诉我说，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走后，有人把电话打到他家，一听是他本人接电话，大吃一惊。两个都姓童，愣是出了个乌龙事件。他借此幽了一默：这下我知道，我死后还是有人惦记的。

最后一次一起做活动，依旧是纪念契诃夫。2016年的7月，南锣鼓巷一个叫朴道堂的书店。书店老板是位读书人，接触过他之后，大大感慨于他的纯善。于是，就想做一场活动。导演李六乙、演员濮存昕、伊春德，以及出版人丛晓眉受邀做嘉宾。我负责串场子。围了一圈的听众大多年轻，面孔稚嫩，眼神晶亮，懵懂的生命中，似有一些火苗，渐渐被这位老先生点亮。确实，谁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先生，谈起一个100年前的作家，还这么一往深情、挚情而投入。而一向拙于公众场合发言的我，据现场之人评价，也放松自然，那全是因为有他。有他在的场合，头顶总有一道温煦的光。光源首先来自契诃夫，但他又把它分解成无数道折光，每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值分解，也都各有收获。这遥远而伟大的存在，也像亲炙了一般。空气中有一种热烈的静寂。之后，散场，我们陪他走出南锣鼓巷胡同。开车的朋友到远处取车，大家陪他路边等待。站累了就蹲，蹲下就索性合起影来。照出一张来看，旁边竟然是辆垃圾车。众人禁不住哈哈大笑。

在他离世后，我才知道，并不是每场他参加的活动，都有车送他回家。想象如果是深夜的剧场活动后，他独自于路边打车，那是怎样一种情形？真是无比的心疼。连我们，都只享受现场他激情幸福的一面，却少能想到，这也要消耗体力。但这又像一个无解的悖论——对一个总在思考着生命该如何燃烧、温暖别人的老人，谁又能阻止他如此倾其全力？

▲童道明与读者在一起

二、最初

一个人离世后，重新拿起他的书读，突然感觉变得不同。

下意识挑的第一本，是《惜别樱桃园》。在我还在努力回想我们认识的起点之时，这本书的后记，已经清楚地记下了我第一次走进他家采访的时间，当时在场的人与所谈的话题。那时我还在人生入职的第一家媒体工作，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早都记不清。直到去年，在人艺剧场得遇童宁，他的女儿，她对我说，我那时可是说了好多好多。年轻总是伴随着无知无畏。但这无畏，怕也是因为面对童老师。他那么会倾听、会鼓励人，你说出一个看法，他马上会接：对喽。然后展开他的看法与联想。你写出一篇文章，哪怕再稚嫩，他也会在其中找出他认为闪光的地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或当面，或通过电话表达赞叹：真棒！你那一句，对我也很有启发。

即使年岁增长，阅历增加，已经非常能知道赞美对很多人，已经变成朋友圈中的随喜点赞，但我还是能区别出，童老师肯定人时的真诚满腹。包括在后来，他对更年轻的人的夸奖。

肯定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我觉得他是在赞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艺术青春。这种对艺术所共怀的赤子之心，让他与年轻的艺术家的精神天然相通，也让他们不自觉地向他靠拢。作为他们眼中“苍老的年轻人”，苍老似乎只与年岁相关，几乎不涉及到身体。难道会看不到他转身并不灵活的病躯吗？会看到，比如我无数次看戏结束，顺路载他回家时，便是看着他一点点把僵直的身躯放进后车座，又一点点往外挪出去的。但我从没有伸手去扶。因为我知道，得到的回应肯定是：不用。

有的人生病，疾病会进入他的感觉、思考以及语言文字当中。这自然是无比珍贵的，珍贵得如同史铁生那些病隙随笔。但有的人，可以让躯体和精神处得如此和谐而又两不相干，在童老师这里就是。这也使得大家，即使没有忽略他的病疾，注意力也很快会被他的谈话魅力吸引。那是一泓清泉，流动中愈见其清澈，清澈中又透着不设防的天真。这天真，起初让人很为他狠捏一把汗，天呐，他这样的人，也是经历过时代的风涛巨浪的人吗？又怎么在当今欲望与算计的时代不被伤害？但很快又发现，所谓的伤害，其实是你意识到自我的损失。他对很多身外事浑然不觉。慢慢我们又欣慰地发现，他的天真，因为植根于人性的善良，反而让更多人以良善相对，从而得道多助。这或许就是他常说的，善良也能转化成生产力？因为是这样的善良与纯真，他的一句在世时的玩笑语：我死后你们会哭吗？成为他离世后很多人的泪点之源。微博上有人就这样写：他去了光亮的地方，我在屋子里哭。

也是他离世之后，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当我以他59岁写就的随笔集结识他时，其实已经错过了他辉煌的西方戏剧理论研究期，以杜清源、林克欢、童道明“三驾马车”之名驰骋于剧坛的戏剧批评期。但是，直接面对作为随笔家的他，又何其幸运。想想，以彼时我的年轻，又处于戏剧圈外，若一上来就面对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深奥的名字与理论，该何等畏难？到底还是这个以诗意之笔、书写俄罗斯文学感悟的童道明先生，予我更亲切一些。并且童老师这类文字看似平易，其实自有高度——“惜别樱桃园”，我们要经历多少世事，才能领会这里面的世事变迁、无可奈何的逝去？

如今他也离世，这些文字上面，仿佛多了他的声音。依然像他在说，你在听。所谓言犹在耳，怕是斯人已逝后才有深切的感受。

什么时候会有个独角戏，是关于他的呢？读着他最后完成的于是之剧本，我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他写剧习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如果照此来写他，这里可以穿插多少个时空、写多少颗心灵的碰撞？

▲童道明手迹

三、死生

“小宁，今晚有XX戏，你来看吗？”多少年中，我习惯这个邀约，而且电话那头多是童老师。那些戏都是别人请他看的，我则一直在沾光，也不用说感谢。只有一次沾光沾大发了，我有些窘。总共两张票，他进了剧场便把一张分我，我没过脑子就去找座，结果发现位置正中。而他已不知坐在了哪里。我的邻座很快到了，是当时我还不认识的濮存昕。我这才意识到，这两张票是分着的，他把好座位留给了我。我急得四处想找他，此时灯光已暗。那场戏我看得并不好，紧张不安，还要命地想咳嗽……但这何尝不是另一个缘起——之后，濮老师也来邀我看他的戏，有些接力棒，就这样开始传递。

如果没有他们，我对契诃夫的戏剧，或者说对整个戏剧“活”的认知，不知要晚多少年。靠着搜索引擎，我还搜到了对他的第一篇戏剧采访，1996年所做，谈的是演员文化的重建。由头是武汉话剧团当时的两出戏，由艺术家胡庆树的表演说起。自然，他会说到他的恩师于是之先生这方面的见解。喜欢契诃夫，也喜欢于是之先生，他一直都说，于先生身上有像契诃夫之处。再后来，听他赞扬濮存昕、赞扬各种演员，赞的多是他们身上的文化气息。还有更重要的，作为人的品格。

当然，看戏，也包括童老师自己的戏。他的《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演出后，有人问：怎么有那么多生死的对话。我心里说，岂止是剧中，从《惜别樱桃园》开始，这个问题就回旋在他的笔下，他的心头。

▲童道明与冯至女儿（左）观看诗剧《赛纳河少女的面模》。这出戏就是关于冯至先生的

“死若乌有，生又何欢。”这个终极之问，是人活到某个阶段，必要问到自己的。童老师虽不参禅问佛，但是，无数个公开场合，他都提到过克尼碧尔谈契诃夫的死亡那段：“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他还说，他心中“美丽的死亡”有三次：一次是契诃夫，一次是歌德，最后就是冯至先生。我觉得他是理解着冯至先生生前所说的那种“不但深刻地理解了生，却也聪颖地支配了死”的深意，为冯至先生写了那部《赛纳河少女的面模》的诗剧，其中出现一段对话台词便是：

少女：还记得他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冯至：记得，他说：“我以为我是个不错的水手。”

纪念文章里，他还写到对好友、话剧导演胡伟民的猜想。“我愿意相信，胡伟民想到过死神会有一天突然向他走来。”参加完殡仪馆最后的告别式，看到面容不仅安详，还自有一份端严的童老师，我愿意相信，他也是想过同样的问题的。

死生交互，死中之不死，最终都会附着于生。一个人只有把这个想透，大概才会如此平静地离去。

▲《赛纳河少女的面模》剧照

四、大雁与天使

童老师的追悼会，是在他逝世后第七天。中间长夏漫漫。回忆伴随着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但还穿插了一场电影和一次聚会。聚会中的其他三位，都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只是第一次聚齐，就是以“纪念童老师”的名义，令每个人不胜悲戚。但悲伤只是个前奏，深入到回忆，各自又都会展开笑颜，仿佛此时他又回到我们旁边。连倾听的身姿都能想到：身板挺直，头仰起，眼睛微闭，嘴角微微带出笑意，被某句话挑起话头，便歪过头来个天真一问：真的……？对了，契诃夫是这样说的……

那场电影，则是聚会中晓眉邀约的。她提早买了两张文德斯电影的票。这一场是《柏林苍穹下》。虽然电影我早都看过，但不知怎的，还打算再看。因为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位天使。记得有年观立陶宛版《海鸥》话剧后，和童老师短信互动，童老师特意提到其中一句台词：一个天使飞过去了。电影结束，一个念头立马从心底生起。我对晓眉说：我们送他挽联，要不就写“一个天使飞过去了”？晓眉会意：这好，但还有一句也适合：一只大雁飞过去了。

这两个意象，都来自契诃夫，但诠释得最好的，仍然是童老师那里。

童老师八宝山告别日那天清晨，我到得很早。一个人先在殡仪馆墙外的马路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前方车水马龙，身后则是一小片杨树林，疏阔地排列，上面树冠相连，下面绿草茵茵。我突然觉得一星期起伏不定的心，开始变得宁静。宁静中听到鸟鸣。随即注意到一种灰色的鸟，在林间飞起飞落。还不时用尖嘴，对着树杆轻啄。而大树始终不动，像早已习惯大自然的孩子，对它这样轻诉。

这让我想到童老师很多篇树的文章。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回忆，很是有“无边的森林的摇动”之感，只要一阵风起，便能从他那里落下许多美丽的诗句。而怀念于是之的文章，他念念不忘的是于是之先生住家旁一棵老树。以树怀人，又不忘赞美树本身的生机，童老师笔下的树，也是别一种精神的象征。而他自己，又是怎样一棵树呢？他的《爱恋·契诃夫》有一句：“我与不少名人打过交道，只有在你安东·契诃夫的身边，我才能非常自由地呼吸，不需要正襟危坐，不需要曲意逢迎，不需要乔装打扮，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自己。”对此，他在书中夫子自道：这是当年他如沐春风地坐在于是之老师身边的自我感受。

而这，同样是我们靠近他这棵树的感受。一种坚实的精神存在，再意识到时，发现自己已站在他所打造的精神链条的中端。要怎样将它传递下去，他从没有说，但已知道，他会像文德斯的天使那样，从上空打量着人间，打量着我们。对，心中有情的人，一定不会飞得太高太远。

“树上有多少苹果，就有多少坠地的声响。”如今再读他文中所引这句，耳边已是此起彼伏的声响。但我知道他在乎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信念，以及精神的永生。

作者：孙小宁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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