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丁景唐先生卸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与继任社长的本文作者孙颙（左）和时任总编辑江曾培（右）合影。

■孙 颙

12月11日，文史学者、出版大家丁景唐先生去世，享年97岁。

丁景唐先生早年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出版局供职，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先生备受关注的编书履历上，尤为浓墨重彩的几笔，是主持恢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包括影印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0卷本，并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一重大出版工程。

本报今特刊发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颙先生的悼念文章，寄托对丁景唐先生的哀思。

1985年，丁景唐先生65岁，卸下担任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重担，交棒于我。我比老丁小30岁，正式进上海文艺社工作，不过才三年。同事们把我推荐出来，我很惶恐，是毋庸讳言的。刚进出版社做了半年多校对，实际做编辑的时间，不过两年多一点。虽然有总编辑副总编辑们挑着主要业务，但是，三社（另有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体的架构，二三百名员工，其中有相当多的知名大编辑，让我担纲，当然战战兢兢，夜不能寐。

按流行的说法，“扶上马，送一程。”老丁虽然没有职务了，给我出主意，帮我解难题，似乎天经地义，我绝对不会反感，反是求之不得。我希望老丁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老丁没有理会我的愿望。他很快地整理完自己的书橱书桌，一副彻底撤退的样子。他托人转过一句话，说是到这年纪，走进出版社，头皮就发麻。意思是不要勉强他。

说老丁拂袖而去，当然不对。他和我单独谈过一次，谈了近两小时，是在社长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下班以后，楼道里静悄悄的，没人打搅，他敞开心来说。他把自己碰到的棘手的事情，做完的和没有做完的，清楚地告诉我；眼面前可能还有多少麻烦，哪些部门会有尖锐的问题隐藏着，尽他所知，一股脑儿掏给了我。谈完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老丁打算走了。我说，我对出版社的管理一窍不通，希望他经常来点拨。老丁呵呵笑着，站起身来，并不直接回答我的恳求，用他特有的宁波官话说：“这里的麻烦事情，统统交给你了！”说罢，推开门，径直朝楼下走去。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挥手，似乎对他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出版社丝毫也不留恋。我一直记得，那瘦瘦的身影从旋转楼梯飘飘而下的情景。这天以后，他很少再出现在绍兴路54号。即使过来办啥事，很少到社长室，也从无个人要求向我提。后来，在出版社遭遇严重危机的当口，夜深时分，我孤独地坐在硕大的会议室里，尤其容易回忆起老丁的话：麻烦统统交给你了。

我曾经埋怨过老丁，觉得他撒手让我折腾吃苦，是不近人情。很久以后，我工作经历得多了，才慢慢体会出他用心良苦。凭他的老资格，他的威望，假如他经常出现在单位，即使他不说话，不表示具体的意见，只要他皱皱眉头，我决定什么的勇气或许就动摇了，或者，我做出了决策，也会被许多同仁所怀疑而难以贯彻。老丁以他的消失，逼迫我硬着头皮承担起社长的责任，独立地面对种种困难。应该承认，这种逼迫，是我这个青年编辑成长起来的强大推力。

后来，我工作岗位多次变动，不管是离开上海文艺社、离开新闻出版局、离开政协文史委，我坚持一个原则，离开了，尽量少出现，不是对原单位没有情感，而是像老丁一样，不要干扰后面班子的工作。消失，是最好的支持。我现在还有作协副主席和文学基金理事会的头衔，还得去巨鹿路走走，但是，尽量不对党政工作指手画脚，也是我的基本原则。

回忆老丁，他在各方面的垂范，还可以说许多，他学养深厚、见识宽广、为人正派等等。上面的一条，也许是从他手里接棒者所特别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