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章培恒先生(左)合影

姚雪垠先生致本文作者信件的信封和内页

姚雪垠赠予本文作者的《李自成》签名本

章培恒先生给本文作者的信件

■曹正文

1988年早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在《书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的一万余字长文，此文随即在中国文坛与评论界引起石破天惊的反响，众多文学评论家与读者争相阅读。1989年，章文又被影响甚广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姚雪垠的《李自成》在1977年已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年又出版了日译本，《李自成》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歌颂农民领袖的英雄史诗。姚雪垠在《谈〈李自成〉若干创作思想》中说：“《李自成》是可以和列夫·托尔斯泰媲美的长篇巨作。”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尽管在读者中势不可挡，但正如章先生在文中所述：“金庸小说在当时还是不入流的东西。”

笔者年轻时也从事历史小说创作与撰写武侠评论（笔名晓波），与章培恒、姚雪垠先生都有交往，后来又听章培恒先生几次谈起《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之比较，现将回忆实录如下：

一

我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认识章培恒先生，因佩服他的学识，故拜他为师。在1977年至1979年的三年中，我成了章培恒先生的私淑弟子，每两周去溧阳路凤凰村他的寓所学习《二十四史》与《古文观止》，前后约三四年时间。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苏东坡出山》和《浴血睢阳》，章先生当时已去日本神户大学执教，我在写到晁衡这一历史人物时，写信向章先生求教，章先生在神户大学给我写了详尽回信，并给予指点。

1985年，广州召开首届历史文学作品会议，邀请名单中的第一位是姚雪垠（他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小说作家），但他因急于完成《李自成》第三、第四卷，没有出席。我赴广州参加会议，见到了三十余位出席者，其中有《金瓯缺》作者徐兴业，《白门柳》作者刘斯奋，还有杨书案、任光椿与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士非等。

我当时对历史小说《李自成》非常推崇，因此，早在1983年初就给姚雪垠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已发表的几部历史小说）寄到北京。姚雪垠先生当时已七十三岁，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后来又与他通过几次电话，他的意思是让我继续学习文史，只有打好扎实的文史基础知识，充分熟悉史料之后才可动笔写历史小说，并寄来了他签名的《李自成》第一、第二卷。

二

1987年春，我去南京组稿，正逢甲肝大爆发，我连日奔波于唐圭璋、忆明珠、程千帆寓所，便中彩了。回沪后即送医院隔离病房，后又回家静养数月。闲得无聊，只能以读书解闷，当时读的正是古龙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朝夕沉湎其中，并开始写作《古龙小说艺术谈》。

1987年底，我去章培恒先生家，汇报读书收获，章先生说:“我知道你喜欢写历史小说，你觉得《李自成》与金、古武侠小说可以相比吗？”

我当时愕然，《李自成》是当代历史小说之高峰，金庸与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各有千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章培恒先生诲人不倦，他用绍兴口音的上海话说：“你可以回去再读一下，比较一下。”

我当时并不明白章先生话的内涵，只是点点头。

1988年2月，章培恒先生写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发表了，我一读之下，在惊奇中有一种莫名的欣喜。于是带着疑惑再把《李自成》读了一遍。我当时做了一些读书笔记，决定上门再去求教于章培恒先生。

应该说，我的文学观与史学观都深受章培恒先生影响。我虽然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但我的思想与世界观和章培恒先生很相近，在随他学习的近十年中，他帮我修改了四大本读书笔记，给我写了三十多封信件，受他个人教诲的时间在章先生众多弟子中也可以说算多的。

首先，我受他影响的是对中国文学的分类。章培恒先生对文学分成新文学与旧文学提出质疑，我是赞同的。他在文章中列举了《秋海棠》（旧文学）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新文学）的不同文学地位。

其次，姚雪垠自认，写《李自成》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我在重读之后产生了很大疑虑，姚雪垠为了达到美化歌颂李自成这一高大形象，写李自成被困守商洛山时，军中粮食已很困难，但李自成却赈济当地穷苦百姓。这种思想境界，与劳苦大众的革命大救星相仿。同时小说还无中生有地塑造了高桂英（在历史记载中仅有高夫人，但不知其名，她在李自成起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无文字详载），小说中的高桂英不仅掌管起义军钱袋子，在几次突围发生分歧时，是她站出来拍板定局。为了李自成的“闯王”旗子不倒，她还不顾个人生命危险，自愿带几百人去牵制官军大部队的进攻。总之，正如章培恒先生所言，李自成、高桂英的行为都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氛围，大有现当代无产阶级英雄的革命境界。

第三，章培恒先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对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作了严密的考证，姚雪垠极力歌颂李自成起义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事实是，李自成的起义军原来纪律并不好，自李信（李岩）加入李自成队伍后，提出整顿军纪，才开始逐步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面貌。而李自成被困于“鱼复诸山”，也是姚雪垠先生的文学想象。章培恒先生另一重要指证是“开封被淹”。据史料记载，官军想以黄河之水来淹李自成部队，李自成发觉后，迅速将部队转移到高处，命人扩大黄河决口以淹开封。但姚雪垠小说中把“水淹开封”归结为官府所为，说官府的人把开封淹了，并在小说中说：“只是事后官绅们讳言真相，遂使真相被歪曲和掩盖了三百多年。”

章培恒先生对《李自成》存在的种种硬伤以及违背历史真实之处的披露，在事后我与姚雪垠通电话时可以感受到他对此的不满。　　　　　　　　　　　　三

章培恒以研究古代文学史闻名于世，他十五岁加入中共地下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后因其导师贾植芳涉及胡风一案，1955年他被下放至图书馆工作。他受蒋天枢、朱东润、赵景深三位先生之教诲，刻苦研究学问，在1964年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十年浩劫结束后，日本神户大学来中国聘请古典文学教授，而中国推选的教授与副教授都无法满足日本神户大学的要求，章培恒先生得以在众多讲师中脱颖而出。在神户大学为期一年的教学中，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与古汉语）和严谨的教学方法深受日本学生的欢迎。章先生在教学研究之余，也偏爱中国的武侠小说。正因如此，他把读武侠小说作为自己业余生活的一个调节，从中获得快乐，于是便有了写作《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的基础。

我当时已完成了《古龙小说艺术谈》，由章培恒先生写了序言《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承他为三部拙著写了序言），他认为1948年徐国桢写过一篇《还珠楼主论》的文章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一部评述单个武侠小说作家的专著。那天，章先生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成就与我作了详谈。

我：我过去对《李自成》的写作技巧很看好，他写明崇祯王朝的宫廷生活，写杨嗣昌、卢象升、高起潜、洪承畴等人都极具功力，李自成也被写成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领袖。

章培恒：姚雪垠先生写宫廷生活确实写得不错，但他塑造李自成，把一个农民领袖写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与历史背景不符。他大力歌颂高桂英、刘宗敏，把农民起义军写成八路军的翻版，也不是唯物主义的写法。尤其是他把一个农民领袖的妻子高夫人塑造得那么完美，让读者产生诸多困惑与种种联想。

我：金庸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好像没有那么完美，如乔峰、令狐冲、段誉、杨过、胡斐、狄云，他们或有这个缺点，或有那个短处。

章培恒：对的，金庸写历史人物，人物的思想境界与感情脉络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氛围相吻合。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武功，可能有虚幻的一面，但其人物个性鲜明，并各有独立的人格，这在小说《李自成》中几乎找不到，农民起义军中的大小头目，他们的爱憎都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个人服从大局，以自我牺牲来赢取集体胜利。姚雪垠写人，把人性的基本特征抹去了，情节中也有虚假，因此，这也是《李自成》不真实的一面。

我：金庸小说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各有特点，各有短处，而《笑傲江湖》中则描绘名门正派与邪教之争，看起来是正面人物却是伪君子，看起来是邪派人物，却可爱得很。

章培恒：文学是人学，文学要写人的复杂性，这样写，才能让读者体会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我以为小说《李自成》中有一种“三突出”的倾向，那就是正面人物李自成必须“高大全”，姚雪垠用各种艺术手法来群星拱月赞美李自成。如李自成单身赴张献忠古城会，其大义凛然，也有拔高的虚假成分。姚雪垠的写作技巧不是不高，而是他的艺术创作走偏了方向。金庸的武侠小说有虚幻的色彩，但他写人的性格与个性，是真实的，正面人物有缺点，反面人物有优点。真与假也是衡量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李自成》在总体上比不上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这种妄议也许不很安分，我写出来供大家讨论吧！

章培恒先生撰写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据文学界评议，这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最高评价的第一篇论文。二十年后章先生自述：“讲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很平常，但是我当时（1988年）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姚雪垠地位很高，金庸的小说还是不入流的东西。我当时说得早了一点，在那时还很新鲜。”他还说：“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金庸的武侠小说至少具备了这两点。”

章先生晚年在病中，我几次去华山医院探望他，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好多年之前自己就想写一部武侠小说，当时因为忙，现在更不可能了，只能等下一辈子了，但我下一辈子是否投胎为人，我觉得是个未知数。”

章先生当时已病危，但他说话依旧那么幽默，那么富有个性，真让我终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