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

■李成晴

细读陈寅恪的诗集，我们也许能够注意到其中有两句颇为近似，即“后世相知有别传”与“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的文字，在学术之表里，都有很深的寄托，所以他也常借用后世桓谭称赏扬雄《太玄》的典故，对后世相知表达期待。

陈寅恪另有一句诗说“寂寞玄文酒盏深”，化用的是元好问的“先生寂寞草玄文”以及白居易的“可惜春风老，无嫌酒盏深”。古往今来，文字知己殊为难求，而能够于人海中独拔器识者，往往都因性灵之契合，无关于人际俗谛。罗宗强先生曾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写下这样一个短语：“青灯摊书”。傅璇琮先生读到时，便联想到了陈寅恪的“持短笔，照孤灯”一语，也联想到了前揭之诗。这些短语、诗句所反映出的，是一位纯粹学人的寂寞空间。两年前，陈尚君先生有一篇文章，题曰《寂寞使学术更加庄严》，其中感怀，与前述诸家有着一以贯之的契合感。

陈寅恪撰写的著作，雅洁生瘦，偶尔会宕开一笔，似乎在与读者对话。有意味的是，在傅先生的论文、随笔中，亦常能看到他对陈寅恪的回应。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一文，考据精详，文中称赏赞皇后人当时世遽变、天下大乱之际，不管其北守家园，抑或南下避乱，皆能以忠义自守。陈氏复谓：“他时若有补作年谱者，愿以兹篇献之，倘亦有所取材欤？”傅先生则在《李德裕年谱》《李德裕文集校笺》中采录了陈文引证的多条史料，以证明“赞皇后人能自树立，且风雅自存不替家声”，临末复缀一语曰：“此或勉符前贤之遗愿乎？”（《政治实践是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笔者曾猜想，傅先生写作《李德裕年谱》，其缘起是否即与陈寅恪“他时若有补作年谱者”这句话有关呢？

傅先生对陈寅恪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尤其关注，并在著作中随宜阐发。比如，他特别欣赏陈寅恪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认为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就应当以此自律，保有“一种学术上的自觉，一种对从事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自信。”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朱延丰撰成《突厥通考》，陈寅恪为之作序，认为其中“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所以建议朱氏“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傅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唐才子传笺证》时，也征引这一重公案，强调了大量蒐辑资料基础上缜密考证的重要性。另外，傅先生特别欣赏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判断。他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很大有利条件便是“文学材料的不断发现因而引起新问题”有关。而前一时期的研究，多偏重于方法论的探讨，以论代考，经历时间的冲刷便很难沉淀下太多真义与精华（《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由此便牵连起另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寅恪因对史料的重视，被当作繁琐考证的史料派的代表，郭沫若、钱锺书等大家都对其学术路径表达过质疑，台湾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也将陈氏归入“史料学派”。傅先生在1989年曾特意撰文来评述陈寅恪在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认为陈氏凡有论撰，皆以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摄全局（《〈全唐诗人名考〉序》），开创了一种对历史的演进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评”：

“对于陈寅恪来说，文化史批评不是带有偶然性和局部性，而是一种根本观点，那就是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他的研究使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使人们更易接近于它的本质。他是既把以往人类的创造作为自然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的认知，而又要求对这种进程应该具备超越狭隘功利是非的博大的胸怀，而加以了解，以最终达到人类对自身创造的文明能有一种充满理性光辉的同情。”（《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

傅先生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常有从学术实践而来的体会，与陈寅恪颇为契合。他在与周建国合作校笺《李德裕文集》时，对《通鉴》及司马光之《考异》颇多参鉴。所以当傅先生读到陈寅恪唐史讲稿“读正史后方知《通鉴》之胜”一语时，就能心生共鸣。学界熟知，陈寅恪治史有一旨趣，便是“在史中求史识”。傅先生自述，其治唐代文史，于近代两位文史大家陈寅恪、岑仲勉借鉴最多，在两位严谨的考述中，常能感受到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于是自己在研究中，也自我提点不能为考证而考证，而是通过众多史料提炼出史识。陈寅恪论及时事，见解常能出人意表，吴宓在《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梁启超去世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而陈氏则提出梁启超受儒学陶冶，故而常有介入政治修齐治平之心，遂不能安心于学问，这不仅是任公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傅先生曾提及南宋江湖诗派对社会现实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他很认可陈寅恪看问题的视角，认为在江湖诗派这个问题上，不应苛责诗人本身，而应当去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国家、社会原因（《序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很多时候，傅先生的著作中尽管没有夫子自道其学术思路的来源，我们也能发现不少论证与考索，包括排比史料的义例，都与陈寅恪有一些共同之处，沁润而化，遂能私淑其神韵。当然，如果从可读性来说，傅先生的行文更明白晓畅，读傅先生的文字，常能体会到其文气的山高水长颇有陶渊明的气度，令人心生简净之喜。

傅先生从陈寅恪的著作中，摘出了一个词来概括陈寅恪会通史识与资料后的自成体系，那就是“理性”——“拨开史料的丛林，穿越歧说的迂回”（《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位的考察》），给人豁然开朗之感。1961年，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前来探视，当天日记中载：“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并加括号注“中国文化本位论”七字。读者在阅读吴宓日记时，通常不太注意小注七字究竟何谓。傅先生先从家世渊源层面，分析陈寅恪的思想接近郭嵩焘之言变法，而不同于康有为之言变法，并结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来对此“本位”加以疏通，并肯定了陈氏“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学术理性”。在“国学热”的当下，这一论断无疑更具有超前性。傅先生认为，这种理性还表现在对史学通观全局的把控力。陈氏曾说清代经学号称极盛，但“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后世许多学者对此不解，并撰论驳议。傅先生颇中肯綮地指出，陈寅恪认为清代史学之成就在于“考据之学”，而陈氏认为更上出一层的则是“宋贤著述之规模”。需要特意指出的是，傅先生对陈寅恪的学说并非一律唯唯。陈寅恪关于牛李党争中牛党重进士，李党重门第的说法，对学界影响很深。傅先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说法在理论上难以说通”，“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他认为陈寅恪著作中具体考证出现失误，并不影响陈氏“超越于具体史事证述的深刻思考”所散发出的理性之光。

作为院系调整前老清华中文系的最后一级学生，傅璇琮先生对老清华的文史传统颇为关注，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傅先生就是诗中所期待的“后世相知”。2009年秋，傅先生在清华中文系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课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研究生上课。在课堂上，傅先生特别强调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贯注文化史的问题意识，并多次举陈寅恪的研究为证。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傅先生讲到一则史料，其中的关键词有位学生没听清楚，问先生可否写下来。傅先生带着歉意笑了一下，特别诚恳地抬了抬手说：手发抖，没法板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