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不愧为门罗，用薄薄十几页，不到一万字，就回答了令我困惑的问题：融入到底有多难？

■乔丽华

前些日子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看了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伍绮诗在美国长大，是香港移民第二代。这部小说没有用女作家通常采用的自传体，而是通过女高中生莉迪亚的死，揭示了一个混合家庭的生存状态。莉迪亚的父母有着各自的缺憾和焦虑，身为华裔的李先生唯恐成为异类，把融入人群视为无比重要之事，而白人母亲则希望女儿能够像男性一样拥有成功的学业和事业。莉迪亚在这双重的期许中感到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莉迪亚之死无疑真实地表达了部分群体的窘境，然而读完这本小说，像我这样的读者，因为缺乏同样处境经历而不由得产生一个很大疑问：融入、合群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哈佛大学毕业、拥有大学教职的李先生来说，如果能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又何必那么在意别人是否接受自己？何必活得那么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合上这本小说后，不由得就想起了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有蝴蝶的日子》。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原以为无非是讲述小女孩之间的友情与疏离，在读了《无声告白》后才猛然醒悟到它的深意：小说中的迈拉·塞拉和吉米·塞拉姐弟俩之所以被同学们所孤立，不也是跟他们的少数族裔身份有关？小说这样描写姐弟俩的外貌：“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们，他们都是微微低着头，瘦小的身体有些驼背，非常的安静。他们都有一张椭圆的，光滑的长脸，忧郁，慎重，都长着黑色的，油腻的，闪闪发亮的头发。小男孩的头发一长，就在家里剪了。迈拉的头发则编成粗粗的麻花辫，盘在头顶上，远远看起来仿佛裹了一条穆斯林头巾，对她来说略微嫌大了似的。他们黑色的眼睛上，眼皮似乎从来没有全抬起来过。他们都长了一张困乏的脸，但还远甚于此。他们看起来像中世纪画里的孩子，像木头雕像的小人儿，崇拜的，或是祈求神灵的模样。光滑的面孔有老人的神态，驯服，神秘，难以言说。”

基于这段外貌描写，我请教了在加拿大工作的一位同学，迈拉·塞拉可能是哪里的移民？她给我的回答是“可能是中东（伊朗埃及很多）、印巴、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尼、马来西亚。如果讲法文可能是来自北非前法殖民地。”塞拉姐弟来自哪里？门罗的小说并没有明说，只是用各种描写暗示了他们被孤立的原因。他们的外貌不同，行为习惯也引人注目，这些差异使得一年级的吉米·塞拉遭到其他男孩子的欺侮，这对姐弟课间只能站在男女生两边之间的走廊上，远离其他孩子。姐弟俩的身上散发出“异味”，女孩们会成群结队围住迈拉问：“你用什么洗头？头发真不错，光光亮，迈拉。”“喔，她用的是鳕肝油，是不是，迈拉，用的是鳕肝油，你竟然闻不出来吗？”

门罗用细致的笔触揭示了这对姐弟在学校里孤苦的处境，但这不是她真正的用意所在，她要揭示的是普通老师和学生面对这种情境时，他们微妙的态度和选择。为了消弭孩子们之间的隔阂，班级老师达林小姐做了不少努力，但她的呼吁并未奏效。当得知迈拉生病住院后，她刻意安排孩子们给迈拉提前过生日，然而这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迈拉的处境。因为，她这些政治正确的做法只是表面的，有限的。而在班级里，纺织品女装店老板的女儿格拉迪斯·希利比达林小姐更有号召力，“她闪闪发亮的格子呢裙，蝉翼纱上衣，黄铜扣子的天鹅绒外套，以及她早熟的胸部，还有她天然的粗暴无礼”，这一切使她理所当然在班级居于领导地位， 她和她的追随者们结成了一个同盟，游离于这之外的人都有可能被排斥。

如果说达林小姐和格拉迪斯·希利能够轻松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小说的叙事者“我”（即海伦）就复杂得多了。作为一个住在农场、却在镇上读书的学生，海伦与其他同学有那么一点不同——“我是班级里唯一中午带饭盒的”，“我也是唯一春天里还穿橡胶鞋的”，也许是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一天上学路上，当走在前面的迈拉回过头来，她接受了迈拉的邀约。虽然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但这当中海伦的心理十分之曲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人看见和她走在一起，我甚至也不想和她一起走——不过，另一方面，这谦卑的，满怀希望的转身举动之中的谄媚还是对我起了作用。这么一个为我度身定做的角色，我忍不住想扮演。”在这个早晨她和迈拉聊了很多话题，还把爆米花里的奖品，一个蝴蝶胸针送给了迈拉：“一个小小的锡蝴蝶，涂了金色，一点点的彩色玻璃镶在上面，看起来像珠宝似的。她把它放在自己棕色的掌心里，微微地笑了。”

对迈拉而言，这个早晨，这只小小的蝴蝶，是友情降临，是默契，是一个承诺。但海伦却马上后悔了，担心万一迈拉真的把蝴蝶佩戴在她那件穿旧的蓝色外套的前胸，该怎么向别人交代？好在此后迈拉生病没来学校。没有人知道蝴蝶的存在。没有人知道“我”和迈拉之间有过秘密友情。可是迈拉记得。在医院里，当大家为迈拉开了生日派对准备离去时，她叫住了海伦，要把自己收到的其中一份精美的礼物送给海伦。就在此刻，海伦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一边是迈拉的友谊，一边是转身离去的同学们的背影；一边是医院、疾病与隔离，一边是窗户外面街道上那个明亮、健康的世界，这一切使得“床上的礼物，折叠起来的包装纸、缎带，这些沾染了负疚气味的气味 ，都落在了阴影之中。它们不再是纯洁的，可以抚摸，交换，接受，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礼物了。”就在这瞬间，海伦做出了决定，把这份礼物送掉，“于是，我走了，我自由了，从已经包围迈拉的，众所周知的，庄严的，散发着乙醚气味的医院生活的种种壁垒中逃离开了，从我自己内心的背叛中逃走。”

不愧为门罗，用薄薄十几页，不到一万字，就回答了令我困惑的问题：融入到底有多难？不仅对迈拉们来说面前存在厚厚壁垒，对海伦们来说敞开心扉接纳也并非易事。虽然海伦与镇上的孩子有那么一点不同，但依旧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如果选择了迈拉，她的归属感便岌岌可危，很可能会被打入另类。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说海伦的选择是不对的呢？就连迈拉似乎也早已明白：“她轮廓分明的棕色面庞对背叛没有丝毫的反应。也许她的赠予已经被忘掉了，已经准备好被隔离开来派特别的用场，和当初她在学校后面的走廊上一样。”虽然那有蝴蝶的日子是美丽而可贵的，却是一闪而逝的，虚幻的。门罗笔下小女孩的友情，竟是如此惨淡的收场，是否正说明族群融合之路艰难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