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柔骨——现当代名人的风雨路》

秦维宪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张学良的上海公馆

本书为现当代历史名人秘闻的传记文学集。集子里的传主涉及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领域，时间跨度较长，大多生活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转型期，即中华民族面临进退、何以风雨前行的十字路口。作者将历史人物的人生片断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从而反映人物的曲折命运;各人物的政治、军事、外交、爱情、生活等活动交叉体现，呈现人物与事件的可读性。书中人物均为人们所熟悉，但文中所写的又是人们不了解的秘史，系作者独家采访而成。

提到张学良故居，人们大多知道有辽宁少帅府、陕西西安事变馆、台湾新竹五峰乡清泉故居。其实，还有鲜为人知的上海皋兰路1号张公馆。张学良在民族危亡之际，曾在这儿断断续续度过两个春秋。

少帅钟情东方巴黎

上海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盖源于其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因而这一东方巴黎对崇尚享受的少帅张学良而言，自有其非凡的吸引力。

不过，张学良初到上海的几次行程，并无固定住所。1932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下野，翌日飞抵上海。张学良少时体弱，曾染肺病和伤寒，所以一旦军政大事缠身，便常生疲惫之感。这次正好趁下野之机放松心情，在上海休养、娱乐。张学良交游广泛，宋子文是与他最谈得来的挚友，特别是两人对日本的态度一致，故而宋子文出于舒适和安全考虑，将少帅安排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张群寓所。这段日子，张学良在宋子文、张群等高官陪同下游览十里洋场，略扫“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忧郁之气。

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亦曾有过荒唐之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期间，他在河南军中染上鸦片后，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遂于1933年仲春赴上海戒毒。张学良抵沪后，入住由杜月笙提供的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128号。每当犯毒瘾时，他全身的肉就像被开水烫后没了皮肤一样，涕泪交加，大口喘气，浑身发抖。他咬紧牙关，命卫士将自己绑在椅子上，由美国医生米勒给他注射戒毒针，这种针是以毒攻毒，一针下去就会昏睡三天。在这幢西式楼房里，张学良终于戒掉毒瘾。刚戒毒瘾的张学良极度虚弱，杜月笙请海上名中医陈存仁上门调理，开出含有吉林老山参、关东鹿茸等名贵药材的药方，慢慢使他得以康复。

1933年岁末，张学良在欧洲考察军事之际，便决定回国后先到上海居住，于是派下属租借了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号。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归国，当他面对这幢法式小洋楼时，见其紧临法国梧桐林立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环境极为幽静，更兼楼前一大片碧绿的草坪，不禁怦然心动。他产生了以此为蓝本，寻找相似庭院作为来上海久居之处的念头。

法国公园旁的西班牙庭院

张学良很欣赏欧洲人士敬畏自然、崇仰自然、喜欢住宅与绿化连成一体的习性。他挑选住宅时，首先要求楼前有草坪，他对侍卫副官长谭海说：“一位意大利友人告诉我，凡属文化先进的国家，一般都讲究居住环境和房前有无绿地。因为绿色植物可给人带来清新的氧气，有绿地的房舍也可以让人身体健康、少染疾病。”谭海按此指示，向一家银行租借了高乃依路（今皋兰路）1号，作为张学良、赵四小姐等来上海的别墅。

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庭院，距上海繁华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箭之遥，旁边是树木森然、鲜花竞放、群鸟争鸣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空气清新。该楼建于1932年，共有三层，建筑面积约八百平方米，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红瓦白墙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风姿。西式小楼的门口竖立着一对呈铰链棒式的柱体，柱上筑有重叠的屋檐，显得壮丽辉煌，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美。一楼的会客厅摆放着沙发、茶几、盆景。三楼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卧室，原来的西班牙家具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安放的是依原样复制的。卧室旁是张学良的小书房，书架上置有《圣经》《明史》等，这显然是后人添加的，因为张学良最爱读这两部书。

张学良之所以一眼相中这幢洋楼，并不仅仅因为那散发着西方文化的螺旋形楼梯和乳白色廊柱，以及房屋设计的精美，而是小楼处于浓荫覆盖的绿色之中。从洋楼大门右拐，迎面呈现一千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园中大树参天、芳草如茵。他们入住后，赵四小姐在草坪中广植花木，有广玉兰、金银两桂、鸡冠和紫罗兰等，端的群芳争艳，一派世外桃源。赵四小姐还特意在园中置一荡秋千的摇椅。今日游人在椅上摇荡，不禁浮想联翩，从而称之为荻园（取赵一荻名之意）。翌年，他们干脆买下了这幢西班牙式洋楼。

酝酿“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历来有许多说法。最新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都是火爆性子，双方语言不和、“火药”相向，终于酿成兵谏。但这只是当事人促成事变的一个心理因素。按张学良的逻辑发展，兵谏一定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正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爵士在第一舞台观赏京戏，闻讯中途退场。但他没有发出抵抗之声，事变后也一再忍让，终失东三省大片国土，遂招致时贤作诗骂他，被国人诟病。广为流传的故事是：

“九一八”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月余，天津《庸报》披露，当晚张学良未在沈阳，而在北平六国饭店和胡蝶跳舞！11月20日，南社诗人马君武（1881—1940年）义愤填膺，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二首。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其实，张学良与胡蝶缘悭一面，更甭说跳舞。事实是，张学良面临日寇侵略，内心极为愤恨，其不抵抗是基于希望全国一致抗日，而不能让东北一地抗日的想法；更有国民政府多次电令东北军，不得与日军交火的原委。张学良晚年坦承，他从未接到过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他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相悖的，特别是后来蒋调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才逼得他铤而走险。

张学良走这步险棋的酝酿过程，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他在上海寓居的日子。张从欧洲回沪后，这幢洋楼门庭若市，他作为拥有重兵的国民革命军二号人物，成为各方军阀、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拉拢对象。然而，他此时痛定思痛，深感“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必将毁掉整个民族，旋即转向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共产党人。1935年10月29日至12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及会后多次回到上海寓所。

当时，张学良遇到一位促使他坚定抗日意志的关键性人物——他的东北老乡、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1935年岁末，张学良获悉杜重远因主编《新生》周刊、宣传抗日，被政府判处一年又两个月徒刑，正在上海的监狱服刑。他毅然前去探望，彼此倾心交流抗日情怀，杜重远诚挚地劝张学良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深深打动了张学良的心。

1936年春，国共双方高层已在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等地谈判，共商抗日国是。在这股和谈风气的影响下，张学良在上海寓所会晤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不仅了解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艰苦卓绝的战斗情况，而且被李杜“联共抗日”的主张所感染，便委托李杜搭桥，积极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不久，李杜将中共代表刘鼎介绍给张学良，对外号称是他的英文秘书，从而通过这条线与陕北共产党高层取得了联系。这些，无疑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