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具有时代烙印的借阅图书证明和作者的部分藏书

项天舒

具有时代烙印的证明

我于1961年进南京大学，尽管学的是中文系文学专业，但在1965年准备写毕业论文之前，我只知道诗人徐志摩、戴望舒其名，未曾完整地读过他们的一首诗。

或许我是一位诗歌爱好者的缘故，到1965年写毕业论文时，诗人、教授赵瑞蕻先生竟然推荐我研究“新月派”、“现代派”的诗，当时我感到既意外又惊喜。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两大诗歌流派是被批判的对象，直到1981年，上海书店印行《新月诗选》，还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按初版本影印的。

为了让我接触这块文学禁地，学校为我出具了两份证明，一份给南京图书馆，一份给母校南京大学图书馆，证明上写着：因写论文，需“新月”、“现代”等杂志和有关作家著述，望予以协助，准许借阅。证明既有学校盖章又有导师和馆方签字，证明写于1965年10月25日，签字则分别是11月1日和12月14日。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两份证明。

尽管借阅手续很严格，但我所遇到的图书馆管理人员，都为人和善，待人宽厚，他们每次从尘封的书库内找出那些陈旧的杂志和秘藏的书籍，为我指定一处安静的地方，让我阅读、抄录。后来，还允许我的同班同学帮助我抄录一些诗歌，以便我有更多的时间阅读相关的杂志和文本。我的两位好友，虽然也有写论文的任务，但他们出于好奇，也很乐意帮助我抄写。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教育界早有山雨欲来之势。待到1966年，一场暴风骤雨终于降临，我们这批1966届的中文系学生，写论文的任务也就此叫停，被迫投入批判《论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这是一本由母校中文系编著的书，被当年的《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其罪名是鼓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一度被誉为又红又专的老师、名教授，则出于文人的敏感，人心惟危，有的甚至怕遭到羞辱，宁可自己了断宝贵的生命。

相隔四十年后，我在《怀念赵瑞蕻先生》中这样写道：“你指导我写论文/比较新月现代的异同/可恨风卷走文思/云遮新月，雾锁星空。”我原先要写的那篇论文自然没有写成，踏上工作岗位后，忙于教学教研，疏远了我学生时代所喜欢的诗歌，直到退休前后，才有闲空朝花夕拾。有感于校园难听得到诗歌的诵读，学生耽于直观的图解，不耐烦揣摩诗歌语言所蕴涵的丰富信息，我为一份学生刊物写了《亲近缪斯》的文章，说“诗神钟爱青年，诗歌也应该属于今天开放的时代”。所幸的是我在那封闭的年代，能留下两份具有时代烙印的借阅图书的证明，留下了匆忙中抄录的几本手抄本，就是如今还珍藏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我的记忆》《望舒草》等，也算是我藏书生涯中的第一份纪念吧。

石头城里的地下交易

大约是1967年秋天，六朝古都南京，破除“四旧”的风潮暂趋平息。街角巷口，偶然会碰上背着鼓鼓囊囊黄包的人，神秘地问你：“有书，要吗？”我所收藏的上海会文堂书局的《柳河东文集》等，便得之于当时的地下交易。

那个时候，我这个66届毕业生还未分配工作，常大街小巷闲逛。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山西路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从半掩的门外望进去，一大堆书报正裸露在天井里，回旋的风把散落的书页卷起来，像纸鹞似地在半空飘舞，然后坠落到屋角、地上。

“这些书……”我忍不住问门口的老人。

“送造纸厂的。”老人用我熟悉的乡音回答。

或许我和老人同样的松江口音，顿时使我们有了一份亲切感。但当我说到要买旧书时，他却沉吟了好久，才随手掩上了门，自言自语地说：“这些字纸，做纸浆也可惜了……好吧，你挑，要快，免得人看见麻烦……”

面对杂乱的书山，我兴奋又茫然。开始，我文质彬彬，就在旁边一本本地翻。后来，我干脆站到书堆上，双手扒开一些残缺不全的书，匆匆忙忙，寻寻觅觅。先引我注目的是那新文化书社的《董解元西厢》，接着是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只是其中的另一册几经搜索，才发现竟踩在自己脚下。随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家》，纷纷扑入我的视线。后来，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游国恩先生的《屈原》，以及楚图南先生翻译的《草叶集》等，也先后不期而遇。更叫我意外的是，1935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鲁迅先生的《集外集》，竟也流落书堆，赫然出现于眼前……

然而，当我手提着两大袋书，踌躇满志走向街头时，热切的心情顿时冷了下来。在那个年头，怎能带了“封资修”，堂而皇之地跨进大学校门？我的书只得先寄放到朋友家里，直到离宁时才取回。那是一个寒夜，我坐了辆三轮车往下关车站奔去，车上除了衣物，便是那两箱书。一路上，昏黄的灯光透过梧桐树射下来。黑魆魆的光影里，时有几个提着棍棒的人在游动。我听着落叶发出的窸窣声响，怀着依依不舍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我的第一批藏书，告别了朝夕相处六年的石头城。

老莘庄为买书排长龙

“文革”期间，我读过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多雪的冬天”才过去，冰河开始解冻。戏剧舞台迎来了由白桦编剧的《曙光》，宗福先编剧的《于无声处》，它们于1978年先后在上海戏剧学院演出。尘封了十年之久的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1979年重新出版。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高老头》《前夜》《父与子》《复活》《简爱》《悲惨世界》《红与黑》《谁之罪》《苦难的历程》《茶花女》《老人与海》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78年前后陆续出版，真如雨后春笋。

虽然春嫩不胜寒，但文化的春天毕竟在走来。那时，我所居住的莘庄镇是上海市上海县的县城，我家住莘北路（今改名莘东路）12弄203室，楼下便是镇上唯一的新华书店。我每次下班回家，常常习惯性地在书店逛一逛，期待有我喜欢的新书出现。

一天傍晚，我在书店得知明天上午有一批中外名著供应，便在翌日清晨起来，打开临街的窗户，只见书店门口人影攒动，便和妻子、女儿匆匆吃过早餐，一家三口到楼下排队。不多久，队伍已如长龙，蜿蜒伸向马路的对面。在那些年头，莘庄人烟稀少，清静得很。人们突然见到这么一支队伍，不免好奇起来，有人便过来看热闹，问这问那，“这里是不是有鱼有肉卖？”在那副食品供应短缺的年代，看到人们排队，便联想到起早摸黑凭票买鱼买肉，也是情理之中。

当年莘庄小镇上的这道风景，或许一些老莘庄还记忆犹新。那天我排队买到的书，有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开本较小，封面蓝色，左下角是株小花。我买到的外国文学名著，如《高老头》《复活》等，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开本和《子夜》等同样大小。而我所买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红与黑》，开本大一些，封面的底色，大部分红色，只有下方一小块黑色；上方的红底上画的是舞会的场景，红与黑底色的相接处，是白字“红与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岁月，能添上几瓣书香，几滴生命的乳汁，令我至今难忘。

1979年，我读到巴金先生的《怀念萧珊》。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随想录》一书中，在文中巴金十分感慨地说：“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不久，我又读到他写的《怀念老舍同志》。我不论读巴金的这几篇悼念文章，还是翻阅当年买到的那些中外名著，不免回想到书的命运，作家的命运，读者的命运，以及国家的命运，它们总是被紧紧地牵缠在一起。

一晤先生成最后一面

1982年3月，我接到侯镜昶先生来信。侯先生是在南大教我《古代韵文》的老师，也是我学写旧体诗的启蒙者。他来信说：“定于三月十日来沪，十一日代匡老讲课……请十一日下午在师大科学馆一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岁月，也是人们学习、进修、读书蔚然成风的难忘日子，大家都急于把十年的损失尽早补回来。当时，我在一所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教高中两个班语文，又兼任华师大中文函授上海县学员的辅导老师，工作虽然忙碌，但身心愉快。接到先生来信后，我事先让教务处调好课，11日上午课一结束，便匆匆赶到华师大，见时间尚早，就抽空去逛师大书店，买下1981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人艾青的《归来的歌》。在当年的大学书店内，往往可以见到一般书店所紧缺的书。如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于1980年出版的《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握手》等，我都先后购于华师大书店。

那天下午我见过侯先生后，便在科学馆听他讲课。课后，侯先生请我在师大食堂吃饭。饭后又到他下榻的住所谈起这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在交谈中他发现我所买的《归来的歌》，便随手翻了起来，翻到其中一首《失去的岁月》，就用亲切的无锡口音轻轻地吟诵起来：“不像丢失的包袱/可以到失物招领处招得回来，/丢失的岁月/甚至不知丢失在什么地方——”他吟诵时，我见他肥胖的身体向前倾斜，往年他总是梳理得很考究的一头黑发，已经添上不少白发，脸上带着苦涩的微笑……我和侯先生分别后不久，得知他离开华师大后又到杭州讲学，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在杭州下榻的宾馆猝死。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和他在“师大科学馆一晤”，竟然是见他的最后一面，也是听他上的最后一课。

多少年来，每当我记起那个晚上，曾几度从书架上找出艾青的《归来的歌》，翻到该书第五十七页的那首诗《失去的岁月》，念到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失去了的岁月好像一个朋友，/断掉了联系，经受了一些苦难，/忽然得到了消息：说他/早已离开了人间”，不免有些伤感，心里沉沉的。这是被艾青“历尽生活坎坷之后，饱含着爱和恨的歌声”所感动，也为像侯先生那样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曾经蒙冤而英年早逝的作家方之感到惋惜和痛心。方之的著名短篇小说《内奸》，在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但到1980年被收入《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时，在目录上他的名字已被打上了黑框。

《重放的鲜花》收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毒草”的部分作品，集子题名《重放的鲜花》，显然是对被长期禁锢的这些作品作出应有的正面评价。《归来的歌》有段“出版说明”， 读来意味深长：“‘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这是著名诗人艾青一九七八年四月重新发表了第一首诗后，读者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表示的关切。”这“第一首诗”，便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鱼化石》，其中不无象征意味的诗句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去了多少亿年，/地质勘察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刊有获奖作者和部分评委的合影，有重返文坛的巴金先生在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今天看来，这些书籍在当时得以出版，对文艺出版界，对广大普通读者，对每位有精神需求的国民，都是值得深省和纪念的，其意义和价值已超出了收入集子的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