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群

从职业履历上来说，我与朱正老师曾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事，实则不然。我入行到该社，朱老师业已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鲁迅全集》。但我很快便对他的故事耳熟能详，因为坐在我前面的钟叔河老师是其老友，加之不久就读到朱老师发表在1982年第六期《人物》杂志上的《述往事，思来者》，记录了他们共同的苦难经历和思想探讨。次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特邀钟老师去北京开会，他交代我说：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可写信到北京朝内大街，由朱老师转。不几天，新华印刷一厂负责“走向世界丛书”排版的匡师傅来电话，叫我去厂里解决问题。原来正在排其中一本的封面，按体例有一句提要，可遍寻不着，问是什么文字内容。这可是钟老师亲自拟写的，我也不知道啊。当即回来写信，一时不知如何准确表达，只好在信纸上画了一个封面，写上书名、作者，在缺文字的地方画上对应的小方框，标注“这里缺文字”，寄给朱老师。

期间朱老师也会回长沙，也到社里来，有时甚至背着行李、胡子拉碴就来了，站着跟钟老师聊一会儿。不记得是写信还是当面请求，朱老师帮我从北京买了一套1982年版的《鲁迅全集》，还随书寄来了发票。当他回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却离开了。

后来钟老师和朱老师都出版了许多著作，成了文化名人。钟老师的书可以讨来读，朱老师的书就只好买来读了。2000年，朱老师偕夫人来广州，第一次见到他故事中的女主角，并获赠一册散文集。正所谓缘分是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联系。近年活跃于广东出版界的向继东，问我能否帮忙编辑一本朱老师的书稿，让我好生欣喜。

要编的书稿就是《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我也得以先睹为快。这本收入当代学人精品丛书的集子，多是朱老师关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部解密档案的读书札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阅读时候的收获，分析和讨论我从这些材料里看到的历史事件和细节；另一部分是我发现译文里的错误，写下来为读者解疑释惑，日后编译者和出版社修订重印也好用作参考。”书中经过朱老师慧眼爬梳出来的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如鲁迅与1933年的远东反战会议、共产国际档案中的瞿秋白、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朝鲜战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匈牙利事变前后的讨论、赫鲁晓夫联系中苏关系看“大跃进”，等等。至于译文的“不很准确”和字句的“小小差异”，在朱老师火眼金睛的剔抉下，也令人获益匪浅。如李杜误为李度、民主同盟误为民主党、潍县误为万县、外籍军团应为志愿军、沃尔-斯特里特通译华尔街、斯普特尼克就是人造卫星等，在无错不成书的当下，不但有助于编者和读者辨识史料，而且随着朱老师的悉心导引，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读书门径。

我的福利当然还不止这些。首先是趁机向朱老师讨书，他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最后的修订本”《鲁迅传》和最新出版的《鲁迅的人际关系》签名寄给我。编稿过程中，但凡发现一点点哪怕是录入错误，他都不吝言辞，说由我来做编辑“是这本书的幸运”。春节到朱老师家拜年，我们参观了买下隔壁三居室供他专用的书房，四面书墙，有他自己的著作、大家友朋专柜、出版社赠书，整套的、单本的，还没整理上架的纸箱纸包散堆在地上，一些在他著作中看得眼熟的资料，则放在他书桌背后及两侧的书柜里。最后，他从正在看的书稿清样中抽出一页，举到我眼前，说：“你看看，还有错。”纸上是他用红笔改正的一行字。怕我面子过不去，接着补充道：“你手头没有原书，怪不得。”

读书编稿，常令我生出相见恨晚的遗憾。假如早读多读朱老师的这类书，我相信自己会更懂得读书，更善于思考，获得更丰富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