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初，本文作者与朱正（左）、钟叔河（中）摄于长沙

■子张

我最早知道朱正先生，是因为他早年写的《鲁迅传略》。故在我心目中，他是资深的鲁迅研究学者，又和邵燕祥等人同属一代杂文名家。

其实，对朱正先生，我的认识与理解实在有限，比如对他用力最巨的大陆“反右派”运动研究成果就所知甚少，还是今年早春到了他家里，看到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各种“反右史”版本，才真正叹为观止的。

朱正住在湖南美术出版社院内的高层住宅楼上，客厅很大，却完全是照书房的样子布置的。中间一组沙发，贴墙是长长一排大书橱，实际上临近卧室附近也全是书架。沙发对面墙上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镜框，分别是朱正和他夫人的大幅照片，其中有张大概是朱正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青春华年，十分帅气，我十分喜欢，就翻拍下来留作纪念。

话题从我对当初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好奇开始，又渐渐扩展开来。朱正很高兴，一边跟我们聊，一边介绍朱著“反右史”的若干版本。我看到的有：大陆版《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香港版两卷本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台北2001年允晨文化出版；《反右派斗争全史》上下册，台湾2013年秀威出版；《岁在丁酉》，台湾2013年要有光（秀威资讯）出版。前四种皆为专史，最后一本是与反右相关的文章结集，既涉及不少与反右有关的人，也涉及不少与反右有关的书籍，还有朱正对反右斗争的解释和论说，比如《我对反右起因的解释》《关于“阳谋”》《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诸篇。

当聊到《鲁迅传略》与《鲁迅回忆录正误》时，我笑言：“有了鲁迅研究和反右研究这两件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学者，已足可欣慰。”朱正也笑着说：“我个人更看重反右研究，把这一件事做好，也就够了。”

朱先生把他的新书《那时多少豪杰》送我，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第一辑中的一册，“选的都是我自以为比较可以看看的文章，算是我的样品展览”。结果这本书成了我归途中的读物，车到杭州，书也差不多读完了，通过书末附录的《从鲁迅研究开始》，我对朱正的学术之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其实，这套书里还有邵燕祥的《<找灵魂>补遗》，去年9月去北京，邵先生也送我一本，同样伴我一路回到杭州。

看看天色还早，朱先生主动提出陪我们一起去见钟叔河先生。虽心有不忍，然其情难却，最后只好答应。于是很快赶到钟先生的住处：长沙城北之念楼。

盖念楼者，用钟先生自己的话说，“即廿楼，亦即二十楼也。”原来钟先生现在住的这栋高层住宅楼有二十八层，“户户外貌咸同”，客人来访常走错门，钟先生乃从周作人《儿童杂事诗》手迹中集得“念楼”二字，复请浙江桐乡友人叶瑜荪特制竹额，并将楼名刻上，一为满足“有楼望竹，可以读书”之心愿，二为来客识记方便，于是“念楼”就此诞生，算算已有十数年光景。

以上几句引文，出自《念楼的竹额》一文。我是从钟先生送我的《小西门集》里读到此文的，实则书中提及“念楼”的尚有《念楼说》《念楼自述》诸文，而后一篇中的“念楼”，已非特定意义上的室名，业已演变为书斋主人的代称。钟先生又有《念楼集》《念楼学短》诸书，可见到后来，室名与主人早已浑然一体、无分彼此了。

钟先生与朱正同龄，也已进入八四高龄，但看得出他年轻时一定有一副好身板，故并无多少老态。见客人来到，即忙着招呼，带我们到朝南书房落座，又让小保姆泡茶、剥柚子招待。书房很大，东西两面全被书橱占满，靠窗一张大书桌，钟先生就坐在书橱与书桌之间的椅子上跟我们说话，熏熏然，蔼蔼然，令来客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话当然说了不少，亦无它，皆为书人闲话者也。其中说到他对书籍装订的一种个人期待，令我印象深刻。钟先生说，出书人为读者计，要考虑书印出来如何阅读的问题，理想的书应该是可以平摊开来、慢慢翻页的那种，可惜如今线装变胶装，大都做不到了。这是个颇有趣的话题，其实可以细细讨论一番的。

闲话中，钟、朱先生也谈到他们二人书信集出版的事。钟先生解释说，当初朱先生借调到北京编辑《鲁迅全集》，才有机会通信，否则同住一城，哪里用得着写信。

我把带去的一册原版《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请钟先生签名，他似乎有点意外，随即在该书内封题曰：“此书印于二十余年前，坊间极少见矣。子张先生甲午岁末过长沙，相晤甚欢，出此索题，匆匆写此以为纪念。钟叔河2015、1、26”。又加盖了一枚篆刻阳文印章。

去长沙前我搜得不够仔细，总以为所存钟先生编著唯此一种，也就带上了这一本。回到杭州再次翻检，却又找到两种：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印刷”、“内部发行”的《周作人回忆录》，一是中华书局1999年1月出版的《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笺释》之初版本。查自己1985年日记，竟也有7月27日“粗读《周作人回忆录》毕”的记录，可见余与钟先生毕竟素有渊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