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郑其岳

《历史的刀锋》和《千古大变局》是曾纪鑫创作的两部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历史的刀锋》主要选取古代社会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十一位典型代表人物，将他们还原到当时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中，用现代的意识进行观照和比较、透视和研究、描述与反思。《千古大变局》则以晚清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叙述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从而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思索。

纵观这两部时间相续、体例相同的作品，我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充满理性思维，其中剖析的辩证、议论的深刻以及文字的灵动，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以纪实为主的历史文化散文，挖掘哲理、体现思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顾名思义，要书写历史文化散文，熟悉历史、研究历史是必备的前提，曾纪鑫在这方面无疑是行家里手。

在《曹操：面临历史的双重改变》（《历史的刀锋》）一文中，关于曹操因多疑而误杀好友吕伯奢一节，作者就列举了三种不同的版本。除了一般人熟知的《三国演义》外，他还从《魏书》《世语》《杂说》三部书里查出不同的资料，旁征博引。在他诸多散文中，不论是引经据典，还是选取细节，都可以看出他作为学者的博览群书。与此同时，作者在汪洋恣肆的挥笔中，并不拘泥于历史，也不在故事情节上绕圈子，一味地重复和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特的第三只眼，也即心灵的眼睛，发现新的东西，并通过辩证对比和逆向思维等手法，庖丁解牛地层层推进，将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处处闪烁着理性的韵味。

曾纪鑫的散文，常常独辟蹊径。在《董仲舒：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历史的刀锋》）中，作者改变了一提到儒家，言必称孔子的习惯，指出了董仲舒的巨大作用：“‘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属董仲舒一人。如果没有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方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其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以政治干预学术，比孔子从学术到学术要有效得多，直截了当得多。

诚然，如果文章一味理性化，似乎会略显骨感，而缺少血肉。实际上，抽象可以寓于形象之中，从而增强吸引力。如曾纪鑫在《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千古大变局》）这篇文章中写道：“慈禧的一生，从出生到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和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以听政的帘布为意象，寓意慈禧的神秘和狡诈，有理性的内核和感性的外衣，可读性强又引人思考。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有首诗，题目就叫《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我对这个说法非常认同：疼痛的确像是最先进的激光制导导弹，可以准确地击中目标。曾纪鑫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书中不论是剖析人的劣根性，抑或是论述一个时代的悲剧，语言无比犀利，往往能击中要害。在《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千古大变局》）中，针对袁世凯的人生悲剧，曾纪鑫写道：“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从“臭棋”到“翻盘”都是弈棋术语，既相互对应，又准确到位，会触动人们思索的神经。

作为一位富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曾纪鑫在哲思睿智的抒写中，能够析事于理，融理于事，议论精辟，描写精彩，融故事性、趣味性、哲理性、文学性于一体，无疑达到了雅俗共赏和耐人寻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