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在贾平凹书房与贾平凹(左)合影(2016年1月)

本文作者(左)与贾平凹在棣花镇合影(2016年1月)

陕西丹凤棣花镇，翻修后的贾平凹老宅“平凹之家”

这个秘密是我渐渐感觉到的，其实，也是贾平凹自己说的。

每一位杰出作家都有自己与世界、与生活、与文字建立一种默契关系的方式和途径。平凹的方式和途径，与其他作家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更多不同之处。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生活，他拥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写作秘密，似乎也是一种命运，“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

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平凹从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商洛的丹凤棣花镇出发，从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老宅出发，开始他至今长达几十年的文学叙述之旅。对于平凹来说，他此后的千百万文字的作品，无一不有故乡商洛的影子和痕迹。就是说，他一踏上写作的路途，就从未忘却和遗失回家的路。这不仅是出自他生命和个性的本能，更是他愿将其视为文学立身之全部的选择。早年的《山地笔记》《商州三录》　和　《浮躁》，后来的《废都》《妊娠》《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还有刚刚写就和发表的《极花》，十几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几乎全部都是文学的商洛。这也不奇怪，莫言的几乎大部分作品，也是离不开“高密东北乡”的;苏童的叙述，看上去千变万化，但永远是环绕着他从小就熟悉的江南苏州“城北地带”“香椿树街”和那条古老运河;余华的故事里，虽然常常有意遮蔽许多外在的环境形态和地域风貌，但是，我们依然很容易就辨别出，他的叙述里弥漫的是江南小镇荫翳而潮湿的气息，无疑，他的文学白日梦，是从他熟悉的小镇延伸出来的。也许，世上就有这样的一类作家，他们的写作和文学的呼吸，都是依靠故乡所给予的神示来供养的。难道这就是所谓“凤楼常近日，鹤梦不离云”吗?

我曾遍访阿来、苏童和贾平凹这三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出发地”，或者说是写作“发生地”，这都让我更加意识到，在他们写作的精神起源和物质“原型”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分割的精神“气场”。苏童的苏州，还有那个“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阿来的阿坝州马尔康的“梭磨河”，贾平凹商洛丹凤的“棣花镇”，它们尽管在文本中仅只是一个叙事的背景，或者虚拟的叙述平台，但凡是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实际的存在与文本之间，存有一种“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的默契和神光。我感觉，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有一个“原点”的，这个“原点”决定着他想象的半径，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异秉”，则使他们对历史或现实可能获得重要的精神解码。苏童仰仗江南诗意、诡谲的氤氲、温湿的气息，生发出神秘的幽暗和飘忽;阿来的马尔康，那条整日整夜奔腾不息的“梭磨河”，源头是苍莽的雪域高原，旷世的险峻，滋生出的雄浑，依然透射出浩渺的气息。那么，贾平凹的商洛呢?并不高耸但奇崛的秦岭，有股扑面而来的鬼斧神工之妙，而几十年来，贯穿贾平凹文字里的“势”，游弋其间，山岭上的奇石怪坡，培育了他行文的奇崛和沉郁，面对贫瘠和荒寒的时候，他表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沉重和沧桑。所以，一个作家早年生活的环境，会令作家的写作“无可救药”地伴随他的一生!　地域环境与相应的人文状况，构成了作家挥之不去的独特气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字里，与写作者的志趣浑然一体，也就铸就了文本的个性和独特风貌。我十分赞同早逝的天才评论家胡河清以“全息”论的思维，审视作家的写作和对文本的阐释。他当年所倡导的以“全息主义”视角阐释作家文本的文化学密码，现在看来，是颇有道理的。特定的写作发生的场域，或者作家很长时期的叙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进入、深化文学对于人类生命景观的描述能力。“从全息的角度感知生命，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之外的虚假表象，而直接接近人性、人的灵魂的核心层次。”我们这样来揣度写作的发生，并不是要将作家的写作局限在“地域决定论”的樊篱之中，而是为了强调因地域性因素而生成的、作家感悟生活和透视生命心史秘景的能力。中国作家的这种感悟，显然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通灵性质。也许，好作家、杰出作家，都是通灵的，他一定是以一颗少有世故、没有功利和没有算计的心，体验、辑录并呈现生活及其存在世界的可能性。说白了，作家在文本里面所呈现的世界，也许就是在生活中与他的“貌离神合”之处。对于贾平凹，这就是宿命般的选择和必然。

有一点我坚信，很少有人像平凹那样，在离开生活了十九年的商洛去了西安之后，还曾若干次大规模地游历陕西各县，几乎走遍所有大小村镇，而商洛，更是在此后几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断。“自从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了解和理解了商洛，而始终站在商洛这个点上，去观察和认知着中国，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就是我文学的秘密。”也就是说，平凹写作的“出发地”和“回返地”，都是商洛。他说，“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看得出来，在平凹的小说文本中，所有的原始具象都来自商洛。但是，平凹从故乡所汲取的，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忆，不是“现实景观”，更不是叙述背景，而是深陷其中所获得的生命体悟，是潜隐在文字深处的灵魂的包浆。他小说中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以及一部作品的结构形态，都被故乡的雨水淋湿过，都被秦腔的韵律撞击过心灵，也许，还曾像幽灵一样，飘荡在八百里秦川。从一定角度讲，莫言、苏童、余华这几位作家，更愿意或倾向于“以虚入实”的表现方式，而平凹更喜爱和迷恋直面经验，耐心发酵历史与现实，“以实务虚”，在个人经验的丛林中删繁就简，重新整饬现实和生活，最终，文本和叙述，以神示的意蕴，敷衍着表象，进而，叙述在悄然生变中超越现实，在挫折和绝望中获得重生，这一切，看上去，竟然是那样的举重若轻。

在棣花镇，在凛冽的朔风中，大作家贾平凹在我前面疾走的时候，我以为，他正是在他自己文字的密林里踽踽独行。他从一个小小的村落走出去，又不断地一次次走回来，以小见大，感知大地的苍凉与浩荡，人世间的有血有肉、纷纷扰扰、酣畅淋漓的万象，在他的穷形尽相的叙述中，毫发毕现。他对历史、现实、人性的叙述充满了张力，逻辑与无序、悖论与诡谲、简洁与浩瀚、偶然与必然，都从他小说的结构和故事里，呈现或隐逸着。而商洛、丹凤和棣花，就像是贾平凹写作的母体，他一刻也离不开这个母体，也一刻不曾离开这个母体。在这个巨大的“母体”里，他自己也像一个孕妇，不断地孕育出孩子般的作品。棣花，如同是贾平凹写作的坐标或中轴线，当年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象，都与他的文本发生了新的关联，滋生出新的生机与活气。他说过:“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但具体的物象是毫无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切都成了符号，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如此说来，在贾平凹的记忆深处，已经有许多符号般的物存在着，但都处于一种没有“场”的静物存在状态，这些，一旦进入贾平凹的审视视域，一切就都变得富有生命力了。所谓“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对于写作而言，就是一个作家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重新看待生命、生活和存在世界的意思。“整合”生活和记忆，重新注解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的隐秘而复杂的关系，是作家创造新的世界结构的途径和方式。贾平凹一口气写了四十多年，我坚信，像《秦腔》《古炉》《商州》以及《黑氏》《人极》《油月亮》这类作品，倘若他没有这种对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作家，是无法写出来的。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许许多多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因为缺乏特别的想象力，也无法将这种体验转换到陌生的文本领域，重新构建丰富的细节和生活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文本的结构，也是叙述所产生的新的世界的存在秩序。贾平凹的写作，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他在构建一种人伦关系的时候，既不背离生活本身的逻辑，不随波逐流，同时又不忘记在写作中反思人的处境，人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于人性、欲望在社会发生变革时，对于其间发生的裂变和错位，所作出的超越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的思索。

近十年以来，平凹小说的故事、人物、事物和景物，都愈发地接近现实中商洛。在棣花，面对秦岭和丹江，我们远望“笔架山”，拜谒了棣花镇中的两座古庙、魁星楼和贾氏老宅，还有根据长篇小说《秦腔》的叙述和刻画，在原来棣花老街的基础上修建的那条“清风街”。我一下子就连通起眼前的实物与贾平凹的文字。我喜欢探究作家的“写作发生学”，以往贾平凹虚构世界的山川草木、风俗人物，立刻在眼前晃动起来。两者虽说还不能“重叠”一处，但这块土地及其场景，竟然也唤起、滋生出我自己的一种叙述冲动。我愿意猜想，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一种“玄机”和“众妙之门”，小说之法，文字般若，对一个作家的经历和经验来说，它们相互间的作用力到底有多大?　我不得不重视贾平凹小说中的诸多“原型”所给予他的创作力量。因为我坚信，一个真正小说家的写作，骨子里完全是某种自我命运和灵感的神奇驱使。《高兴》　中的刘高兴，《带灯》　中的带灯，还有刚刚出版的这部风格精悍、飘逸又朴素的《极花》，主人公在现实中竟然都有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原型。那天我们在棣花镇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刘高兴的家。刘家门楣上悬挂着“刘高兴家·贾平凹《高兴》原型人物”的匾额，居室的门上有刘高兴自己的行书“刚正不阿”四个大字。刘高兴正在兴致颇浓地为参观的游客们签售他的《我与贾平凹》和贾平凹的《高兴》。很难想象，这里竟然已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旅游景点。

在西安，平凹那个叫“上书房”的书房里，高悬着他自己手书的一块匾:“待星可披”。意思是，何时璀璨的星光才能够照到我啊。于是，他在这个书房里请了一尊佛像和一尊土地神。在他看来，佛法无边，可以惠泽众生，而土地神则守护住他的书房和他的灵魂。无疑，这是一个绝妙的写作的精神道场。在这个充斥着强大吞吐力的气场中，蕴籍着贾平凹那种敬畏天地宇宙、日月星辰的豪迈情怀;也涌动着他宽厚、善待藏污纳垢的“地之厚”的境界。他对于山川、草木、动物和人的恻隐，菩萨心肠，都聚焦在他“上书房”下面那张书桌上。书桌上，依然摆放着数尊小佛像和动物石像，只留下不到两尺的“方寸之地”，其上永远有一个十六开本的笔记本，书写着密密麻麻的钢笔小楷，那一定又是一部新长篇小说的手稿。

其实，在我眼里，平凹也是一尊文学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