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致徐开垒的部分未刊信函

改革开放后，《文汇报》副刊曾率先发表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影响波及海内外。外国文学翻译家、诗人荒芜先生即为其中一位，他以独特的“荒芜体”诗歌享誉文坛。从本文介绍的荒芜先生致《文汇报》副刊编辑徐开垒先生的未刊信函中,可见出1978年至1981年间《文汇报》与名人的若干交往。

改革开放后，《文汇报》副刊曾率先发表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影响波及海内外。外国文学翻译家、诗人荒芜先生即为其中一位，他以独特的“荒芜体”诗歌享誉文坛。

笔者存有荒芜先生致《文汇报》副刊编辑徐开垒先生未刊信函合计二十七封，写作时间大致在1978年至1981年之间(徐开垒生前曾分批向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捐赠作家名人书信，其中含有荒芜信件)。据信件中提到的相关事项，应该尚有遗漏或散佚的信函。

荒芜先生的信函，文字直白明了，褒贬分明，从中可见其古道热肠、坦诚待人的“真性情”。

荒芜解放前曾任职于文汇报社，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曾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他与徐开垒是相交颇深的朋友。在两人的往来信函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荒芜称:“我跟文汇报有点姻缘，我很希望它办得新颖泼辣，稿件一定替你组织一些。”于是，荒芜在投递自己的诗文作品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推荐京城名人的诗文稿件。

艾青在新时期后复出的第一篇诗作《红旗》，发表于《文汇报》副刊“笔会”(1978年4月30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轰动。《艾青致徐开垒信(四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二期)中，艾青谈到，“自从‘红旗，一出，反映很强烈，现在已经有七八个省市的刊物来要稿了”(1978年8月　8日信)，“我现在的确处在难于应付的场面，全国文艺刊物均在向我催索稿件。我也常常想到你的‘笔会，，如有新作当悉奉指正。”(1979年12月8日信)在这四封信中，有三封与荒芜有关，“荒芜同志把小样转来”;“由荒芜同志转来的小样，做了一些修改，请指正”;“由荒芜同志转来的拙作清样已收到，兹奉上改稿。”当时看了好生奇怪，怎么艾青的诗作都是由荒芜转发?　艾青有一句话颇能解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三首‘诗，，荒芜拿走后，一直不知道命运如何，现在才知道已在你们那儿了。”不过，艾青第一篇诗作《红旗》是他自己寄给文汇报社副总编辑刘火子再转给徐开垒的。应该说，艾青相当看重《文汇报》副刊，以后又给徐开垒发来长诗《致亡友丹娜之灵》、论文《从朦胧诗谈起》等重要作品，并且及时得到刊用。

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　发表于1978年5月18日《文汇报》专刊“文学评论”。这篇文章是朱先生《西方美学史》1979年再版的“序言”改写稿前半部分，计四千三百余字。荒芜此前给徐开垒的四封信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由推荐、投递稿件到发表文章的“路径链接”。“北大教授朱光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从西方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是一篇力作。全文有一万多字，在报上可以分两次登完。如果你们愿意要，望电示，我可以要来给你寄去。”(1978年3月14日信)“朱光潜先生稿已取来，题目是《谈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美学史的甘苦》，是他新近写的《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言，的一部分。正在复写，一份送乔木、周扬同志提意见，一份可以寄给你们。”(1978年3月20日信)“朱先生稿第二部分已送乔木和周扬同志，作者的意思是稍缓几天再寄给你们。你们阅后，盼能早点决定。”(1978年4月17日信)“朱先生的序言第二部分，据他自　己说，是下了功夫写的，确实提出了重要理论问题。下周寄上。”(1978年4月23日)最后，《文汇报》　刊发了朱先生的“序言”第一部分。

在若干信函中，荒芜还向徐开垒推荐了俞平伯等先生的稿件，并将徐开垒寄来的样报转寄(送)给作者本人。其他涉及到的名人，尚有萧乾、姚雪垠、邹荻帆、吴世昌、柳倩等。荒芜在1978年7月14日给徐开垒的信中提到漫画家韩羽:“题韩羽画的那一首，光明日报打算用，并配上韩的《三岔口》……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以后，他又把韩羽的画作配上诗提供给《文汇报》“笔会”刊用。韩羽先生在2015年新著《读信札记》中，对当年荒芜先生的多方提携仍然赞誉连连。

展读荒芜的信函，可以感觉到他人脉广，朋友多，活动能力强。他为《文汇报》副刊推荐刊登北京重量级人物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观上是他与徐开垒个人之间的友情使然，客观上也为《文汇报》副刊“笔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过往的文坛盛景佳作纷呈的历史场景中，我们不能忘记也应该寻找一些在背后助推历史的人的蛛丝马迹。

荒芜先生的本业是外国文学翻译，但他又以其独特的“荒芜体”诗歌闻名文坛。他当年在《文汇报》副刊“笔会”发表了不少这样的作品。

值得记取的，是荒芜对友人的推崇和相同命运的感悟。荒芜在1978年9月24日发表　《诗二首》(《贺友人》《赠友人》)，其中后一首赞颂友人杨宪益与戴乃迭:“彩笔传经遍大千，九原曹、鲁亦欣然。才华班惠能修史，辞赋杨雄更草玄。说梦闻喜鸠作语，留宾幸有酒如泉。何当雪霁长安夜，独棹山阴访戴船。”荒芜在《贺友人》的注释中虽未指名道姓，但在《赠友人》的注释中点明是杨氏夫妇，并历数他们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他在致徐开垒的几封信中多次谈到杨氏夫妇的遭遇并对他们大加褒奖，“我表扬一下杨宪益夫妇，决非互相标榜。他们夫妇之功‘不在禹下'，而我们的文化界就不知道他们，更不用说一般的读者了。希望你也助一臂之力，让他们露露脸。

我们有这么两个好同志，其中有一个还是外国人，在介(绍)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戴都被关过好多年，罪名是外国特务。戴住的是单间，出狱之后，有半年之久一个人自言自语。近年她两次回英国探亲，一言一行，非常有分寸，证明她对中国极有感情。”(1978年7月26日信)此情此意，已无须赘言。这首《赠友人》，应该是新时期后最早宣传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文学作品吧。

《赠沈从文同志》组诗(刊《文汇报》1979年10月4日)同样让人感怀，“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应怜一管七分笔，写尽兰亭醉本来。”在诗后的注释中，荒芜介绍了沈先生不过十平方米的工作室、卧室、书房、餐厅、会客室兼而有之的“小小窄而霉斋”。这些注释在诗集出版时，出版社没有附录，这让荒芜感到遗憾。

“我的打油诗里都有点胡椒面，如此而已。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写，免得有朝一日再算账。但如癣疥之疾，一旦痊愈，反无抓挠。”(1979年5月15日信)　这是荒芜先生的自我写照。也因此，他的诗文作品未必能全部见诸报端，但他仍然乐此不疲。1978年7月23日的《文汇报》刊出《李商隐的一首诗——纸壁斋说诗》，这让荒芜非常高兴:“《李商隐》已看见。这一次如此神速，令人诧异。此文这里有人断定见不了天日，因为碰到了郭老。我说，果真那样，还谈什么百家争鸣?难道郭老解释过的诗就不许有二义?鲁迅讲过的，也不许有二义。那我们还要研究院干什么?　您们证明了有眼力和胆量的编辑部还是有的!”(1978年7月26日信)　在同一封信中，他又提到:“提起鲁迅，我又想起在押的《读书笔记》了。我批了陈伯达、姚文元及姚派，就拘留我两个月。小的实在冤枉!”这篇《读书笔记》最后确实没有发表。

荒芜还有许多诗文并未在《文汇报》露面，其实这也是徐开垒及编辑部选稿考量和难处所在。不过，他依然与徐开垒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诗文提供给徐开垒寻找发表机会，或者把自己已发表的作品、抄录草拟的诗稿和不适宜在报纸上发表的长文寄给徐开垒欣赏。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稿子，凡是我觉得尚能见人而又不太长的，都首先寄给您。您所说的《读书》上的那篇也给您寄过，您还来信问我指的是谁。光明日报也排过，他们非要我砍掉瞿秋白的那一段，我没同意。所以一直拖到如今。您说艾青有良心。我对朋友，自问也是热心的。以后仍和往常一样，凡是像样的稿子，首先选择权仍然给笔会。”(1979年5月15日信)

从这些荒芜致徐开垒的未刊信函来看，荒芜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其真性情“跃然纸上”。

荒芜生于1916年，今年当是先生百年诞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