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左联”旧址

萧三1935年8月来信(许广平抄件，原信已失。)

“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卷第一期。

“左联”刊物《秘书处消息》第一期。

3月2日，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的日子。最近，鲁迅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王锡荣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考证，发现有关“左联”历史的很多说法，长期以来存在着错讹之处。在这篇文章中，他举其要者，为读者作了一番梳理与廓清。　——编者

“左联”1930年成立，到1935年底1936年初解散。一般的记载，是说当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激烈之时，周恩来出面中止了论争，使各方团结起来，组成“左联”;又说“左联”筹备时间长达半年，筹备会开过多次，鲁迅事先言明不参加一般筹备会议，“左联”《理论纲领》的思想主要源于日本“纳普”，鲁迅表示自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左联”有盟员近五百人，名单保密，多地有分盟;“左联”以1931年－193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后就蓬勃发展了。又说萧三要求解散“左联”的莫斯科来信并非写于8月，而是写于11月，鲁迅最初不同意解散，后则有条件同意解散等等。

那么，这些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回忆录。然而，研究表明，关于“左联”的回忆录非常混乱，而且大多回忆于五十多年之后，对于当时的情况，或语焉不详，或漏落甚多，甚至自相矛盾。更糟糕的是，由于受回忆时的时代条件、环境氛围等影响，回忆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感觉对记忆进行解说，以符合当下的政治语境和自身的立场。这样，回忆的史实就会被修正、变形，从而造成研究者对历史的误判。这就是“左联”研究的陷阱。

根据我的研究，由于以往的文学史严重依赖回忆录，造成了很多历史真相被扭曲和变形。

试举几例:

①关于周恩来中止“革命文学论争”

1928年秋天周恩来指示停止论争是不可能的。李立三才是中止革命文学论争、组织“左联”的真正推动者。

根据一些回忆，是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周恩来在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后，回国路过哈尔滨时，鲁迅弟子、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向他汇报了鲁迅来信中谈到的上海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受到创造社攻击的情况，周恩来当即表示，创造社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与鲁迅联合起来。回到上海后，周恩来又通过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创造社的人谈话，要求立刻停止论争，共同对敌。同时，中共中央另一位负责人、宣传部长李立三也进行了干预，促使各方联合，成立了“左联”。但其实，当任国桢向周恩来汇报情况时，李立三也在那里。有证据表明，“六大”结束后，周恩来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了三个月，然后周恩来、邓颖超与李立三及另一人，四人一起途经绥芬河、哈尔滨回国，他们到达绥芬河是11月20日，到哈尔滨更晚，所以是冬天而并不是一些回忆中说的秋天。他们到上海应该是12月了。所以说1928年秋天周恩来指示停止论争是不可能的。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李立三成为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而且实际上成为核心人物，从而开始了“立三路线”时期。他一上任，马上成立中央文委，并在常委会取得共识，决定停止论争。随后通过中宣部、江苏省委宣传部贯彻中央精神，而且亲自找鲁迅，找创造社、太阳社骨干谈话，提出停止论争，建立作家联合组织，这就是后来的“左联”。所以，李立三才是中止革命文学论争、组织“左联”的真正推动者。回忆者应该知道李立三当时跟周恩来在一起，却不提他的名字，或许感觉李立三是犯过错误的人，把这件功劳归于他有点不太合适，因而回避了他的名字，只说了周恩来，使后人误以为是周恩来下的指示。其实周恩来即使了解了情况，即使也同意李立三的观点，也不会去发指示，因为这不是他分管的。何况分管宣传的李立三同时是中央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这件事上，周恩来出面只能代表个人，而李立三出面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革命文学论争”直到“左联”成立也没有完全停止。直到1930年上半年，双方还时常互批。钱杏邨还发表文章，肯定鲁迅在五四时期的贡献而认为鲁迅“在革命的现阶段已经是消蚀了他的尖端的力量”。1930年4月，阳翰笙还在　《文艺讲座》　上发表《中国新文艺运动》　批评鲁迅、茅盾等人。5月郭沫若发表《“眼中钉”》反刺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对创造社的批评。1931年7月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也还刺了创造社几下。但不可否认，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双方的争论明显降温了。

②关于“左联”的筹备过程

“左联”筹备会议不可能召开那么多次。回忆者把党内会议与筹备会议混为一谈了。

对于“左联”的筹备会议何时举行，有回忆者说，筹备小组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会议，甚至每周一两次，而且撰写《纲领》花了很长时间。但很显然，有些会议参加者全都是中共党员。党外的鲁迅、郑伯奇并没有出席。据说，文委书记潘汉年说，鲁迅表示一般的筹备会他不会参加，只有关键的会议他才出席。但郑伯奇为什么也不出席呢?　很显然，因为那只是党内会议，并非真正的筹备会议。回忆者把党内会议与筹备会议混为一谈了。“左联”的组成，是有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边这样三个块面的，党内会议，最多只有两个块面的人参加，不可能作为整个筹备委员会会议。再说，开那么多次会议，谈什么?“左联”筹建中形成的文件，只有一个《纲领》，一个筹备经过报告(这不需要讨论)，再就是执委和常委名单。

根据当时的报道，在2月16日召开过一次筹备会。根据各种资料看，最多此前还开过一两次会议，不可能开那么多次会，何况也不安全。据说执委名单是事先商定，等额选举，这也是非常可疑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更多可能是当场提名，举手通过，是否会采用等额选举制，十分可疑。再看“左联”的《理论纲领》，回忆者说《理论纲领》起草花了很大力气，写完后给鲁迅看，鲁迅很吃力地看了很久，才表示:“可以。反正这样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但其实，你只要把《纲领》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那样了:《理论纲领》只有短短的六百字不到，而且基本上是革命口号加上对艺术家使命的呼唤，全文竟无一处谈到文学!　也并不涉及什么艰涩难懂的理论。鲁迅竟然会对这粗浅、直白、口号式的六百字看得那么吃力，令人难以想象。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理论纲领》事先给鲁迅看过。所以，那些关于这些过程绘声绘色的回忆，有很大的“创作”成分，即使回忆者并没有故意，也是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一种“重建”。还有人说“左联”的名单保密，其实“左联”自己就在公开报道中列出了三十位发起成员的名单。鲁迅自己也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一人。

③关于鲁迅的“方向转换”

不是鲁迅转变了，而是创造社、太阳社在转变，尽管还不太服气。

所有的回忆者都说，鲁迅在接近中共后，实现了一个转变或者“飞跃”。就连当时的小报也说鲁迅在“方向转换”中:鲁迅从与创造、太阳二社论争转向合作，不就是一种转变么?　但是一查当时的文献记载，就发现并非如此。

首先，关于“左联”筹备会的公开报道明确提出，会议的主题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报道说:“对于过去的运动，讨论结果，认为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这些指摘，可说条条都指向“创太二社”，而且明显是鲁迅的意见甚至就是鲁迅的口气。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话指出的问题，也都反映了鲁迅经常批评的在创造社、太阳社里普遍存在的“左派幼稚病”，以至于一些“创太二社”成员在台下嘟哝说:“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在这过程中不是鲁迅转变了，而是“创太二社”在转变，尽管还不太服气。事实上李立三说的是要“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为此还多次找“创太二社”人谈话，说服他们改变态度，才有“左联”的筹备。

④关于“左联”的组织和成员

1931年时，“左联”成员从原来的九十人缩减到仅剩十二人。1932年3月“左联”的文件证明，当时除了上海，全国只有北平和天津有“左联”的支部。

按照回忆资料，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左联”在多地有分支机构，全部成员约五百人。但是，查证了当时的记载，却发现有很大的问题。1932年3月“左联”的文件证明，当时除了上海，全国只有北平和天津有“左联”的支部。有证据表明，1930年秋天在日本东京是曾经建立了分盟，但到1931年已经停顿了，后来“左联”又派林焕平等前往重建，所以1932年3月刚好是东京“左联”不存在的时期。但是，所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左联”的回忆，凡说在此之前存在的，都不可靠。另外，“左联”还有好几种外围组织，包括“文艺研究会”，这是在大学生中发展的外围组织;还有读书会、读报会，这是在工人中发展的外围组织。过去人们回忆中也有提到的，但是都没有讲清它们与“左联”的关系。其实，“左联”是出于文艺大众化的总方针，注重培养青年工人和学生，指派“左联”成员前去指导，以期从中选拔优秀者吸收进入“左联”。但并非参加了“文研”“读书会”就是盟员了。从茅盾在1935年写的一篇文章发现，1931年时“左联”遭到严厉打击后，成员从原来的九十人缩减到仅剩十二人，而不是后来很多人说的那样，一直在蓬勃发展。很多人回忆说自己参加了一些大学里的“左联”活动，其实参加的可能只是“文研”或“读书会”，并非正式的“左联”盟员。

⑤关于萧三来信和“左联”解散的时间问题

萧三本人的回忆有误。许广平并未抄错萧三来信的日期。“左联”的解散，应该是在1935年底。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　《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他就指示萧三写信让“左联”自行解散。对于这封信的时间，落款上写的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但萧三本人后来在回忆中再三强调说，应写于11月8日。由此，研究者认为是许广平在抄写这封信的时候，把原信落款时间看错了，可能把“8/11”(11月8日)看作了8月11日。这样，鲁迅收到信，再让茅盾看过，再转给“左联”，再酝酿解散，实际解散时间就到了1936年春天。但是，查看许广平抄写的萧三来信，发现许广平并不是采用阿拉伯数字“8月　11日”，而是中文“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许广平可能把“8/11”抄写成“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吗?显然不可能。一则没有必要，二则反而麻烦。按照之前许广平抄写的萧三来信，都是完全忠实于来件的，绝不会擅自改变原来的写法，还毫无必要地给自己添麻烦。夏衍回忆，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他曾按中央文委要求就“左联”解散问题听取左翼各联的意见。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从苏联到上海的邮件，不是一个星期就能收到的，通常需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很正常!而鲁迅收到信后，还耽搁了几天，再交给周扬等，再在文总各联传阅。酝酿后再征求各联意见，这个过程又要一段时间。因此，萧三11月8日写的信，12月8日左右是不可能开始征求各联意见的。由此反观，萧三来信写于8月11日才是符合实际的，指称许广平抄信看错日期，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萧三写信从来不用“日/月”这样的落款方式。因此，“左联”的解散，应该是在1935年底。

⑥关于鲁迅是否同意“左联”解散以及发宣言问题

鲁迅最后并没有承认“左联”解散，他只承认“下落不明”。如果仔细读读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就可以发现，这正是鲁迅希望“左联”发表的解散宣言。

所有的回忆都说，鲁迅对于“左联”解散，开始是不同意的。关于鲁迅不同意的理由，各家回忆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鲁迅后来有条件同意了:这个条件就是要公开发解散宣言。但是，“左联”和文委、文总反复商量之后，终于觉得还是不发为妥，鲁迅非常不满，此后取不合作态度。但是，有一个情况被大家忽略了:查遍鲁迅所有的文字，无一处表示自己同意“左联”解散。鲁迅要求解散时发宣言，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左联”决定不发宣言了，鲁迅还同意解散吗?1936年2月11日，鲁迅对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说，他已经不知道“左联”的下落了;徐懋庸责问鲁迅为何这样说，鲁迅回答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以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这就是表示:解散一事，我还没有得到最后通知，也就是不承认解散。从这里，我们惊讶地发现:鲁迅最后并没有承认“左联”解散，他只承认“下落不明”。而鲁迅所主张发的宣言，“左联”没有发，在多次建议、提意见甚至发牢骚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鲁迅终于采取了自主行动:他自己亲自发表了这个宣言。这就是1936年6月　10日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章开宗明义竟然坚称“‘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并不承认“左联”已经解散!其实，这篇文章是解读鲁迅对于解散“左联”、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观点的钥匙，可说是鲁迅的一篇全面论述自己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解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宣言书。他说:从“左联”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不能看作“左联”领导的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绝不是放弃了原来的斗争目标，而是“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加细微曲折”;也不是“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部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与其说是在谈统一战线，不如说是在谈“左联”。它将鲁迅对于“左联”解散意义的估价，说得了了分明。有了这样一个宣言，“左联”的解散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如果仔细读读鲁迅的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就可以发现，这正是鲁迅希望“左联”发表的解散宣言!

在“左联”研究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仅举数例而已。由于回忆录本身矛盾百出，使用者不察，造成了史实的错误百出。我无意指摘回忆者的误差，这些回忆者是亲历者，我们本不应怀疑他们的诚实态度。何况事隔几十年，也不应苛求他们的回忆必须字字落实、句句精准，即使他们按照自己的主观印象去对历史作出选择性的记忆，也是无可厚非的。甄别的任务要由使用者来承担。如果不能加以甄别，而盲目信从，就会落入研究的陷阱。

编者注:

王锡荣著《“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2016年上半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部分观点已陆续见于王锡荣发表的论文:《“左联”领导机构及任职考》(载《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一期)、《关于“左联”成立的若干问题》(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三期)、《究竟是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　》(载《上海鲁迅研究》2015夏季号)、《潮起潮落———“左联”分期及其发展轨迹》(载　《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一、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