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世界人体摄影画册《世界人体摄影》在上海出版，引发了洛阳纸贵的抢购风潮。此后，人体摄影也得以洗刷“淫色”污名，跻身我国摄影艺术的一种常规门类。

当年该书的策划者、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邓明先生讲述了这一“敢为天下先”的往事始末，将它的成功归功于“一个大社的专业实力和文化担当”。

毛主席批示可以用人体模特

我很早就知道人体美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上海市大同中学读书时期就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美术训练，学校有一个人称美专预备班的美工组。在那里，我知道了人体写生是学画人物的基础功课之一。

“文革”前，我同班同学周振德(他后来成了我编《世界人体摄影》的合作者)悄悄地告诉我，听他在浙江美院学国画的姐姐周若兰说，毛主席有一个关于允许美术院校使用人体模特的批示，当时的情形比较敏感，知道了也不敢吭声，只是在心里暗暗欢喜。

后来我才知道，1965年7月18日，针对康生等人在1964年《关于试用模特儿问题》报告上的批示和文化部下发的　《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引发的争论，毛主席曾在中央美院教师来函的第一页上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批示中用英文“model”代写中文“模特儿”，足见毛主席对古今中外美术史的通晓，在人体写生问题上“洋为中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据说郎静山　(1892-1995)先生早年曾拍过人体作品，还参加过国际沙龙展出，圈外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好些年后才在杂志上见到这些作品的介绍。1979年以后，国内美术界一些体制外的、突破原先规范的东西陆续出现，包括上海淮海公园上二人画展，开始出现油画人体作品，但人体摄影还是没有。

激发我出版画册的两件事

1986年5月，我升任人美社副总编辑，分管摄影类读物，开始萌生利用本社资源编写出版人体摄影图书的想法。

之后有两件事激发了我将出版人体摄影画册的想法快速付诸实现。一是人美有个刊物叫《时代摄影》，一直不太有起色，摄编室希望把它做得略微专业一点，改刊为《摄影家》，由摄编室主任常春亲自出任主编。我们提出的办刊宗旨是“让作品说话”，照片选到位，文字写到位，避免泛泛而谈。我主张一上来就在创刊号发一组人体摄影作品，我自信自己对人体摄影这一课题已经梳理到位，两册的选稿也已基本成型。1988年5月16日，《摄影家》创刊号编入一组世界人体摄影作品。

再就是到了8月5日，我在人美院子里碰到了连环画编辑室的谢颖，从《摄影家》创刊号的人体摄影作品聊到华师大有个研究室正在策划搞人体摄影画册，已经吸引了一些出版社的关注。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们都已经准备得这么充分了，怎么能让人家随便抢先!　而且我对人家的研究水准也十分存疑，没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如此厚实的库藏，谁能做出高水准的人体摄影图书?　当时上海人美不仅在上海，甚至在全国的地位都非常重要，连环画、宣传画、年画的发行量曾多年稳居第一，我们各部门的很多编创干部都有“舍我其谁”的豪气，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种文化担当。

尽管作为副总编我对分管的摄影读物拥有决定权，但兹事体大，我不敢贸然决定，就迅速与居纪晋社长商量，并在8月8日星期一办公例会正式提出　《世界人体摄影》选题。当时我们班子有五个人:年长的社长居纪晋、副社长范仁良都是离休干部，副总编龚继先、副社长江显辉、副总编邓明则是中青年，与会的还有社长室秘书戴建华。这是一个专业背景很强的班底。对人体摄影没有偏见，也非常团结，当场就一致通过了选题。办公会决定:由我一人操作，班子集体负责。我担任责任编辑，大家集体审稿集体签字。荣誉是集体的，责任也是集体的。

出版局局长袁是德亲自审稿

9月16日下午，我到出版局开会，让周振德带上所有的待发的稿子到局待命。会后，我和周振德随图书处倪墨炎副处长去小会议室接受局长指示。当年的袁是德局长正值壮年，刚刚主持了一下午局属干部会议的他丝毫不见疲态，兴致勃勃地和贾树枚副局长一一过目我们在长条桌上摊开的入选作品，当场审稿。精心洗印的十几二十寸的大照片张张神采奕奕、光可鉴人。袁局长不时提出问题，显得颇有艺术素养。我记录下了我们谈话的内容。

袁:“作品的艺术性是明显的，各种风格的都有，没有什么挑逗色彩。”

邓:“我们是从近千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全是国外有影响的作品，按时代及风格流派排列。挑选时强调艺术水平，有些比较暴露或暧昧的，即使技术上很好，也不收入。”

袁:“男的好像少了些?”

邓:“男人体作品不多，成就也不高，这次是尽量收入了。”

袁:“有些欧洲雕塑男人体也很好。哦，它们不是摄影。”

邓:“我们班子专门讨论过这个选题，思想非常统一。我们的愿望是人体摄影在我国产生之时就给予健康的引导，因此打报告向局里请求领导。”

袁:“你们要出就出得快，现在周期都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出来?”

邓:“大概11月份可以出来，都准备好了，两年前就开始作品的准备。”

袁:“封面搞好了吗?”

邓:“我考虑封面是黑的。只有一张背侧面有轮廓光的那张作底版，上面压电化铝书名，比较朴素，也说明问题。”

袁:“是的。封面要朴实些的，封面更不能有挑逗。准备印多少?”

邓:“第一版大约八千左右，以后再说。《解放日报》查志华要材料作介绍，我让她在局里批准之后再给。”

袁:“销路是没什么问题的。”邓:“局里在第三天就作出决定，效率比我们预想的要高，谢谢局里的支持。我们一定努力出好它。”

袁局长当场委托贾副局长负责关心此事。10月17日，局长审稿的第二天，出版局的正式批文到社。

10月9日，贾树枚和图书处沈家儒、倪墨炎两位正副处长到人美社指导工作，特别提到希望画册应集中拿到明年1月1日上海书市亮相。21日，我们班子全体成员当场在发稿单上集体签字，正式发稿。

售书现场盛况空前

1988年12月25日，星期日，人美社读者服务部开张第二天。一早赶来购书的读者排起长龙，从延安路门面拐进富民路弄堂后再拐了个弯，足有数百人之多。开门后冲进门市部的读者争先恐后，很快就挤倒了柜台，我们只能改在服务部位于富民路的后弄堂窗口售书。我与戴建华随机询问排队购书的诸者，为什么舍得买这么贵的书?　三十三元的定价，对任何一个读者都是笔不小的开销。当时大学毕业工资才六十多元。主流的回答是:以前看不到的，印得又好，贵是贵了点，买回去看看，藏起来，值得的。也有回答:快点买到手，说不定啥辰光又禁忒了呢!每天都脱销，印刷厂来多少走多少，完全没有营销和宣传，大家都拥过来抢，个体书贩，据说没有关系的还拿不到货。直到上海出版社联合书市1989年元旦开幕，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媒体报道说摊位前有一百多米的长队。书能成功本在意料之中，能如此成功确实出乎意料之外。

媒体的报道也实事求是。1989年1月5日，《新民晚报》刊发朱伟伦文章《“抢购热潮”引起“出版旋风”“思想解放”还是“争相起哄”———对眼下人体摄影集出版热的思索》:“一位暂时不愿公开姓名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在这方面禁锢了三四十年，应该说禁锢了千百年，一旦开放，出现一时潮涌，一时暴热，这是正常的。时间长了，读者自然趋于冷静。他说:人们对人体艺术有兴趣，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延续。”

“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担当

《世界人体摄影》这本书在发稿的时候曾很纠结，当时我们已经做了个入编摄影家的介绍，但信息非常不平衡，有的人很厚实，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更多资料，最终还是遗憾地舍去了。后来有好几个出版社找我，希望找些编余的片子给他们，我说我们没有编余。不是不给别人，是因为别人更不拥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就怕形成风潮一拥而上，把事情做坏了。令人欣慰的是，在后来各地出版的众多人体摄影画册中，我们《世界人体摄影》的编选质量至今仍拥有稳定的领先地位。海外媒体也纷纷对此表示关注，美联社、路透社都有电话过来，日本领事馆打到我们行政科来问:“你们发行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还要出第二版?”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阵子，听说有个别出版社因出版物不严肃受到了出版总署的批评。我也留意领导层的态度，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自信我们在艺术性知识性严肃性上做到了高度统一，无懈可击。我曾总结说:“国内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人体摄影画册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一个大社的专业实力和文化担当。”

(邓明口述，沈飞德采访，杨之立整理。摘自《世纪》2016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