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事文化与文学批评近四十年的道路上，我始终坚信的是马克思的那种文化批评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意识，马克思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主义而发扬光大。但是就是这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如今在我们的批评界却很难寻觅了，这是一个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这样的批评精神呢？担当《粤海风》十八年主编的徐南铁就在执着地做着这样的工作。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国内人文社科杂志因受制于种种规约，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各个主编都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声筒”，或成为谋利的文章叫卖的“批发商”，唯独失去的是杂志办刊的灵魂：风骨与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人们已经习惯了规训与顺从。

其实，凡是办刊者都知晓这个普通的常识：人文杂志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新颖的观点做基础，那么，这个杂志一定是失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那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少数的人和少数的杂志在始终坚定不移地苦苦寻觅着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岁月中寻找武器的批判。“破”是手段，“立”才是根本，试图重建一个有序的启蒙话语体系，成为这一代学人的人文之梦。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下，倘若有一个杂志能够成为发表独特见解的平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大自然的造化就是如此，当《粤海风》以其绰约的风姿款款走近我们时，谁都不敢相信她能够走得这么远。

无疑，一个杂志的好坏优劣往往取决于其主编的办刊思想与办刊方针，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主编的人文知识积累而形成的价值观，是一种倾向于真理而不屈从于权力的胆识，是一种追求正义而不臣服于规训的勇气。只有具备这样素养的人，才有可能把一个刊物办得风生水起，让思想的磁力吸引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团结在其周围，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呐喊。我以为《粤海风》之所以能够十八年来在人文学科界有其稳固的地位与声望，当然是与办刊者的学识与胆识分不开的。

就我本人而言，当初给《粤海风》投稿完全是看中这个杂志批判的锋芒，与主编的交流只是投稿时简短的书信往来，甚至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主编徐南铁一面，但是我们的心走得很近，甚至比那些经常见面的同仁学者们都近，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学识和胆识感动着我，也一定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从一百期刊物的一千篇文章中遴选出四本书结集出版（此前于2014年已经结集出版了三本，名为《迎面有声》）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南铁兄是要为千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转型期里的一种思潮留下历史的底片，让将来的文化史书写者知道，在这个历史时段里还有这么一群文化人，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们的文化信仰，坚守着自己的人文底线。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是从一个个闪过的作者面影和一篇篇犀利文章的长镜头中，我以为他(它)们的“风骨”和“风格”是一致的。所谓“风骨”，乃批评之真义也。几十年来，我们把批评与评论混为一谈，中国有“评论家协会”，而无“批评家协会”，就充分体现了把批评泛吹捧化的普遍心理。我并不是说批评就不能进行褒扬式的评论，但将批评与吹捧的评论划等号，就完全歪曲了批评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内涵。不知从何时起，批评就失去了自身的批判锋芒，文化与文学批评一俟抽掉了批评的内涵，变成了一味的吹捧式的“评论”，成为时代的吹鼓手，成为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奴仆，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批评死了，文化也就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要让人们理解这一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真义，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谓“风格”，我在这里不是专指文章在审美层次的那种格调，而是把布封的“风格即人”延展到这几本书中的所有文章的一致指向上——把人性的诉求和文化的进步作为批评的本义，批判一切阻碍人类文化进步的不合理现象，为建构一个理想的文化体系与制度而努力。我想，主编这套书系的南铁兄的初衷应该如此吧。

不要以为文坛上的“评论”十分热闹，如果那数量巨大的评论文章背后只有一种理念支撑，那是十分危险的，它产生的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失去活力的表征。人们看不见的是那种模式化“评论”背后巨大的空洞，一个没有多元批评的文坛是一个行将没落的文化界面。所以，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是文化与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要知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应该依靠不断洗涤其身上的文化污垢，不断疗治其自身的文化疾病，才能获得不断再生的新细胞，健康地成长，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懂，我们的批评家们还能做什么呢？！

南铁兄试图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完成看似并不伟大的工程，虽然并不浩浩荡荡，虽然默默无闻，虽然筚路蓝缕，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意义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