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陈钧德作，1978）

这个题目并非是想盗用周而复当年写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恰恰是觉得这部作品对上海风景画的描写缺少点烟火气。

一百多年来，上海在中国人的眼里，那才是人间天堂，而非传统文化里定位的苏杭，上海的衣食住行都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工业革命的现代性最早大面积地植入了这片当年的小渔村，那外滩“渔人码头”的宏大规模，远比西方任何国家的“渔人码头”都要壮美，“东方巴黎”还是晚清至20世纪的说辞，21世纪那就是世界魔都。能够去大上海一趟，都是当年普通人的中国梦。

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实现梦想的契机，1966年的“大串联”，作为十四五岁的少年，我们首先选择去的地方就是上海。

车厢里挤满了沙丁鱼般的同龄人，我们和北京来的一群女生挤坐在靠车门口的地上，连水都不敢喝，否则活人会被尿憋死。中午从南京下关火车站上的车，直到次日清晨才抵达上海火车站。

出了上海火车站，东方才现鱼肚白，我们直接跳上有轨电车，奔向外滩，叮叮咚咚的车铃声，载着早起的上海人，一口似懂非懂的吴侬软语，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新奇，当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大上海马路街景真实地浮现在眼前时，反而觉得有点失真了。

后来在电视剧《上海滩》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景线，便更有了一种忆旧的亲切感。再后来，待我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是在朦胧的清晨，看到空空荡荡街市上疾驶而过的有轨电车，立马就想起了上海滩清晨街市的电车。在荷兰风景画故乡的街市上，当我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有轨电车时，也还是想到1966年里我在清晨坐上的第一辆去外滩的有轨电车，那个在张爱玲作品中十分厌烦的车铃声，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初到上海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悦耳动听的音乐。

在外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大马路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水的欧式建筑，花岗岩的石基，巍峨的罗马柱，大理石的门庭和深浮雕，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风格。那风景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搭积木的城堡童话情境吗？它让我想起的是中学课本里学到的那些名词形容词——“十里洋场”“灯红酒绿”，24层的国际饭店，那是中国那时最高的建筑，两旁许许多多欧式风格的建筑群，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然而，路边却没有“卖火柴的小女孩”。

再看黄浦江，各种各样的大轮船停泊在那里，那时想瞧一瞧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轮，可惜没见着。但是口岸上停泊的大轮船，也够壮观的了。我后来就是从十六铺码头登上“民主19号”去了温州的。

外滩的海关大钟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敲响了8点钟，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那是十里洋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场店铺，都不是一般消费水平阶层闲逛之地。街市上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以畏缩的脚步行走在南京路上，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帮穷学生，除了缝在内裤里的二三十元救急用度，哪敢越雷池一步。

那时的淮海路倒是普通市民消费之地，也是我们买上海货的去处。的确良衬衫不要布票，算是普通市民的高档商品了，尼龙袜可是时髦货，也非少年的首选之物，一直逛了几条街，都没有我们所需的商品。直到在一家食品店，望见了最让我们向往的上海牛轧糖和话梅糖，兴奋之余，大家找到公共厕所，战战兢兢从内裤口袋里掏出5元大钞，买了二斤糖果，便匆匆又跳上去安国路的有轨电车，赶往上海第四师范学校登记住宿。

哪知登记入住时，却发现少了一人，疲乏之际，也就随便他去了。吃了食堂里的馒头，又去附近的街巷里闲逛，看到诱人的奶油面包和卤菜店里各种熏烧，直咽口水，饥肠又辘辘了，于是，一干少年便下定决心，每人买了两只面包，五个5分钱一只的油炸麻雀，合伙买了一瓶上海“神仙大曲”。杯觥交错、酒酣耳热之际，走失的那厮回来了，他十分沮丧又十分兴奋地叙述了他勇闯上海滩的故事。

他悄悄溜进了国际饭店，门童见了他，也未敢拦截——虽然那厮面色黝黑土气，却也戴着红袖箍。于是他欲登临24层楼上去观光上海滩，却不料电梯只停到16层，下得电梯，进的却是一个餐厅。正当他倚窗凭栏独眺，只见侍应生送来一块热毛巾，请君入座，他只得就范，拿着菜谱，胡乱点了两菜一汤，狼吞虎咽，瞬间便吃喝殆尽，居然也留下一口汤，以示尊严。一结账，竟然要16元，大约值如今的1600元吧，他抠抠索索从内裤里掏出了仅有的皱巴巴的20元。待侍应生随后举着托盘走过来，他便拿起找零的4元，飞也似的奔向电梯。

其实，上海滩上并非都是《子夜》里描写的资本家的生活风景，也不是《上海的早晨》里“星二聚会”那样的场景，更多的则是市民阶层充满着烟火气的风景线。

次日清晨，我们穿梭在里弄巷陌中，大饼油条店门前，小菜场的摊位上，挤满了提着篮子的男男女女，人们匆匆而来，急急还价，那是上班族每日必须的早课。上海的早晨是快节奏的，虽然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上海人的平均工资也是全国最高的，但他们的节俭却是其他任何城市的人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原来嘲笑上海人极简的早餐，开水泡饭，一家人把一两根油条切成小段，用酱油一拌，权当上好的下饭菜——节食又节时的餐饮，乃是这十里洋场百年来普通市民的生活风景，那是为了适应快节奏的不得已的生活习惯。那时，各省使用的地方粮票，最小计量是一两，唯独大上海有半两计量的粮票。

那年我去八舅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教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甚是热情地请外甥吃饭，也是小碟盛菜，小碗装饭，两小碗下肚，半饥半饱，便不好意思再添了。

直到奢靡的21世纪，一个青年时代同锅吃饭、同室喝酒的江湖兄弟，成了上海滩金融证券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做东请我在上海梅陇镇的黄河饭店里吃饭，不算鲍翅，八两重的两年生大闸蟹，舟山群岛空运过来的活的大黄鱼，加上一坛40年的花雕，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奢华的一次晚餐，想起当年我们就着食堂里的烧青菜和萝卜干喝扬州白的情景，以及少年插队在乡间喝瓜干酒的苦乐，亦喜亦悲。

那些年，每每去上海华东师大编写《大学语文》，齐森华先生都要请客，知识分子请客亦不寒酸了，往往不再是培训中心餐厅里的菜谱，而是挑选上海的著名酒店就餐；徐中玉先生不喝酒，吃菜也少，钱谷融先生则是十分喜欢美食者，引出不少有趣的佳话。南开的陈洪与复旦的朱文华则是酒仙，我们时常是一醉方休，即使是去外地，我们都是踏着上海早晨的薄雾起航的。

大约在2008年前后，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请我们一干人在上海的摩天大厦吃饭，俯瞰上海滩风景画的惬意，品尝着昂贵可口菜肴的美味，仍然让我回忆起1966年那次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的往事。

斯人已逝，时代在巨变，上海的早晨却永远雕刻在历史的罗盘上。

2023年7月31日草于南大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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